荆襄的胜利，让忽必烈的声望在蒙古帝国内达到了顶峰。这位雄才大略的大汗，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站在巨大的地图前，冷静地规划着最终征服南宋的棋局。
顺流东下，直取临安，看似是捷径。但忽必烈深知，南宋朝廷虽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江南水网纵横，城池众多，一旦战事迁延，陷入泥潭，恐生变数。更何况，四川未平，王坚、凌岳犹如两把尖刀抵在腰肋之上，若其趁虚东出，威胁后勤，则大事去矣。
“陛下，四川不平，终是心腹之患。”谋士姚枢进言，“王坚据钓鱼险，凌岳握夔州之利，二人联手，川蜀铁板一块。当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定四川，则江南传檄可定！”
忽必烈深以为然。他决定暂缓东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彻底解决四川问题。他任命征南都元帅阿术继续总督南路军事，并抽调部分攻克荆襄的精锐西进，同时命令屯兵关中的蒙古军加大压力，形成三面合围四川之势。
然而，经历了蒙哥的失败和凌岳、王坚的顽强抵抗，忽必烈不再单纯依赖军事强攻。他的手段更加老辣和多元。
一方面，他继续加大政治诱降力度。派出的使者携带更丰厚的条件和更严厉的威胁，不仅针对凌岳、王坚，也针对同盟内的其他州县官员，许以高官厚禄，威胁屠城灭族，极力分化瓦解同盟内部。
另一方面，他祭出了新的杀摘—经济封锁和技术窃取。
在忽必烈的严令下，蒙古控制区对四川实行了最严格的经济封锁。尤其是盐、铁、硫磺、硝石等战略物资，严禁一粒、一斤流入四川。同时，派出大量细作，携带重金，潜入四川，高价收购乃至偷窃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制造物资恐慌，从经济上扼杀四川的抗争能力。
更阴险的是，忽必烈对凌岳所掌握的“奇技淫巧”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那种能爆炸的“妖火”（黑火药）和威力巨大的弩箭，他志在必得。他命令细作不惜一切代价，窃取相关技术，甚至悬赏重金招募能工巧匠，试图进行仿制。
一时间，四川边境暗流涌动。蒙古细作活动猖獗，与本地奸商、豪强余孽勾结，大肆进行走私、破坏和窃密活动。同盟内部破获的数起倒卖军粮、走私生铁的案件，背后都有蒙古方面的影子。
凌岳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经济封锁使得本就因能源矩阵毁灭而困难的军工生产雪上加霜，许多工坊因缺乏原料而被迫减产甚至停工。物价开始飞涨，民心出现不稳迹象。
“必须打破封锁！”凌岳对苏婉清和冉琎道，“内部挖潜，加快替代材料的研发；外部，开辟新的渠道！长江水道被蒙古水军封锁，那就走南路，通过滇黔，甚至…海运！”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派遣精干商队，携带四川的特产（如蜀锦、药材），绕道云南、广西，尝试与沿海地区的南宋残余势力甚至海外番商取得联系，换回急需的战略物资。这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道路，但值得一试。
同时，内部肃反和安保级别提升至最高。凌澳暗卫与蒙古细作展开了一场无声却极其残酷的暗战，双方互有死伤。
忽必烈的组合拳，一拳重过一拳。凌岳和他的四川同盟，面临着比正面战场更加复杂和严峻的考验。能否挺过这场经济和技术上的暗战，将直接决定他们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军事风暴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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