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的病情，如同投入清廷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早已超出了瀛台，超出了太医院，蔓延至整个朝堂。皇帝的生死，不再仅仅是家的私事，更牵动着无数官员的仕途乃至身家性命。太医院，这个本应超然物外的清净地，如今却成了各方势力角逐、暗中窥探的焦点。
这一日，太医院议事厅内的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诡异。不仅李芝庭、张明德、林怀仁（虽禁足，但涉及重大脉案会诊，李芝庭仍顶着压力让他列席）等太医在座，厅内还多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奉懿旨或由军机处派来“听闻御诊”的朝廷重臣。其中，身形微胖、面色沉静却目光锐利的袁世凯，尤为引人注目。他虽未着官服，只一身藏青缎袍，但端坐那里，便自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威势。
御药房太监呈上刚煎好的汤药，由当值太医亲自试毒后，才由专人送往瀛台。这边厢，关于最新脉案的讨论，便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开始了。
李芝庭作为院使，率先陈述了光绪帝昨夜至今晨的状况：高热略退，但仍未平复，咯血偶发，神志时清时昧，脉象依旧细数无力，兼有涩滞。
他话音刚落，张明德便迫不及待地起身，依旧是那套辞，将病情反复归咎于“先前误用寒凉，损伤元气”，强调当“回归温补正途，大补元气”，言语间，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林怀仁，又瞥向在座的袁世凯等人，似乎在寻求支持。
林怀仁心中冷笑，却因“戴罪之身”，不便率先反驳，只是沉默地听着。
这时，一位须发皆白、身着仙鹤补子的老亲王（似是庆亲王奕匡一派的代表）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养尊处优的慵懒，却字字千斤：“皇上乃下之本，龙体安康关乎社稷安危。太医院责任重大，用药当以‘稳’字为先。老夫看来，张院判所言不无道理，虚则补之，乃医道常理。那些个险奇之法，还是慎用为好。”这话虽未点名，但矛头直指林怀仁的“清养透邪”之论。
另一位与翁同龢等帝党官员有旧的清流言官则立即反驳：“亲王此言差矣！医者当依证施治，岂能一味求稳而贻误病情？皇上年轻，病势虽凶，亦当奋力一搏！若因循守旧，坐视不起，岂是臣子所为？”他看似支持积极治疗，实则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发声。
端坐一旁的袁世凯，始终面无表情，手指轻轻敲着座椅扶手，仿佛在听，又仿佛神游外。直到双方争论稍歇，他才慢悠悠地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诸位大人，各位太医，皇上病重，我等臣工皆忧心如焚。然，治病非同儿戏，更非朝议政事，可以各抒己见。”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芝庭和林怀仁，“袁某是个粗人，不懂医术。但深知，无论用何方法，能令皇上圣躬康健者，便是良方。太医院乃下医者楷模，自有其法度与判断。我等外行，不宜过多干预具体用药。”
他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不偏不倚，既安抚了争论的双方，又似乎将决定权交还给了太医院。但林怀仁却从他看似温和的眼神深处，捕捉到了一丝极难察觉的审视与算计。袁世凯此举，并非真的超然物外，而是以退为进。他不轻易表态，是在观察，是在权衡，他要确保最终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不会损害他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的话，要能为他所用。
李芝庭何等老练，立刻明白了袁世凯的潜台词。他起身，向诸位大臣躬身道：“各位大人关切圣躬，太医院感同身受。诊治方案，臣等必当竭尽全力，详加斟酌，以最稳妥、最有效之方略呈报听。”
所谓的“斟酌”，所谓的“稳妥”，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已不再是纯粹的医学讨论。每一次脉案的记录，每一味药材的增减，都被赋予了政治意味。支持温补，可能被视为亲近后党、希望皇帝“安稳”离世；主张清解或积极治疗，则可能被打上帝党烙印，招致后党的猜忌与打压。
张明德等人，显然更倾向于前者，他们的脉案措辞越来越“保守”，甚至开始暗示病情“积重难返”，为可能的“最坏结果”铺垫言辞。而林怀仁，即便有心坚持己见，在如此高压下，也不得不字斟句酌，他写的脉案注释，既要尽可能反映真实病机，又不能过于尖锐，以免授人以柄，引来杀身之祸。
一场关于生死的医疗诊断，彻底沦为了政治站队与党争的工具。太医们的手指搭在皇帝的手腕上，感知的不仅是脉搏的跳动，更是朝堂风云的变幻，是自身命阅吉凶。
会议在一种表面和谐、内里紧绷的气氛中结束。重臣们相继离去，袁世凯临走前，还特意对林怀仁点零头，意味深长地了一句：“林医生，辛苦了。望你好自为之。”
林怀仁心中凛然。他知道，自己已被彻底卷入了这场漩危他写下的每一笔脉案，都可能成为将来定罪的依据，也可能成为某股势力攻击另一股势力的武器。
他回到禁足的厢房，摊开纸笔，准备撰写今日的脉案摘要。笔尖悬在纸上，却重若千钧。他不仅要写下“高热未退，脉细数”，还要思考如何表述那“虚火内炽”的本质，既不能触怒当权者，又要为可能的、正确的治疗方向留下一丝空间。
这薄薄的一张诊断书，此刻重逾泰山。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个皇帝的性命，更是一个王朝末路的缩影，是无数人在时代洪流中，艰难而扭曲的生存姿态。林怀仁长叹一声，终于落笔，每一个字，都写得无比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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