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哪些禽畜最容易饲养，所需饲料最少或最易获取。”】
【“又如，如何提高禽畜的繁殖效率，加快其生长速度等。”】
【“这些，都是畜牧司研究组与队应关注的重点。”】
【“至于该司下设多少研究组与队。”】
【“此事也由许子与农家子弟们商议后自行决定。”】
【“孤对于禽畜养殖了解不多，不再赘述。”】
【“但所有研究组与队仍须采用成对对照法，并每日详细记录养殖过程。”】
【“原因已如前所述，对照研究有助于发现差异，便于总结改进。”】
【“农部之下设第四司，名为江河司。”】
【“该司职责在于研究与优化江河湖泊中鱼、虾、蟹等水产品的养殖方法。”】
【“比如，目前所养殖的水产品中，哪些最容易养殖，管理所需人力最少，又或者最容易被百姓捕捞获取。”】
【“又如，喂养何种饲料，才能加快这些水产品的生长与繁殖。”】
“这些皆属江河司内各研究组与组所需探讨的范畴。”
“至于该司之下，应设立多少个研究组与组，”
“此事便交由许子与诸位农家弟子共同商议，自行定夺便可。”
“孤对鱼虾蟹类水产了解有限，就不多加赘述了。”
“江河司下属各研究组与组的研究标准，亦与前述各司一致。”
“农部之下设第五司，名为纺织司。”
“此司主要职责为研究改进现有丝绢、麻布的纺织方法，提升其纺织效率，并探寻是否有其他类似丝绢、麻布的可用布料。”
“该司之下应设若干研究组与组，具体数目亦由许子日后决定。”
“对于该司下设研究组与组的研究要求，亦与前述各司一致。”
“农部之下设第六司，名为百草司，取神农尝百草之意。”
“该司主要职责为研究除稻、黍、粟、麦、菽五种主粮，以及葵、藿、薤、储韭五种蔬菜之外，尚有那些作物可大规模推广种植与食用。”
“未来户部外商司从各地引入的各类作物及其种子，也将成为百草司的研究对象之一。”
“该司应设多少研究组与组，亦由许子斟酌决断。”
“对百草司下属研究组与组的研究要求，同样与前述各司一致。”
“以上，便是孤对农部六司的初步设想。”
“或许尚显简略，也可能存在考虑不周之处，还请许子予以补充完善。”
农耕司、林木司、畜牧司、江河司、纺织司、百草司！
时组、肥料组、耕作方式组。
历法对照研究队、新历法推演研究队、节气推演研究队……
望着幕上太子扶苏对农部下属机构的详细划分，武成侯王翦忍不住低声惊叹：“这是在种田？”
他活了大半辈子，虽未曾亲自下地耕种，却也见过无数百姓耕作。
可从没见过谁是这样种地的！
这在他看来，已经不是种地了，是排兵布阵也不为过！
甚至就连他带兵打仗时的部署，也不曾精细到这种程度。
“难道，那些所谓的农家子弟，都是这么种地的？”
这一刻，王翦对尚未入秦的农家门人，生出了极大的好奇。
而在秦国各地乡野间，正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咸阳的陈相、陈辛等农家弟子连忙摆手：
不传谣！
不信邪！
他们农家弟子，可从来不是这么种地的！
至少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
但若真能入秦面圣，得始皇重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看到幕上太子扶苏对农部下属机构细致入微的划分后，陈相、陈辛等农家弟子一个个眼中闪烁着光芒。
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将幕上的太子扶苏所提出的种田研究体系，与他们以往农家弟子的研究方式相比——
落后！
他们以前的方式太落后了！
同样是研究农耕，恐怕太子扶苏提出的研究体系，一年所得，抵得上他们过去百年的积累！
若真能按照幕上的方式，坚持研究十年，甚至是二十年，那下粮田的产量会达到何种程度？
是由亩产三石，提升至四石？
还是由四石再进一步，达到五石？
甚至……由五石跃升至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六石？
一想到这里，陈相、陈辛等一众农家子弟，都不禁心跳加快，呼吸急促。
这里需要额外明的是，虽然历朝历代在度量衡上所使用的单位名称大致相同，但不同时期的实际标准却并不一致，这导致了数值上的差异。
比如，《淮南子·主术训》中记载：“十亩之田，率岁之收，不过四十石。”
这表明当时稻谷的亩产为四石，换算成大米约为二点四石。
而《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则提到：“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亩收三石。”
这表示当时麦的亩产量为三石。
然而，秦汉时期的一石约合十四公斤，一亩约为零点六九十亩。
换言之，若以今日的计量标准来衡量：
秦汉时期，零点六九市亩的麦产量约为八十四斤，同样面积的稻谷产量约为六十七点二斤。
换句话，秦汉时期的粮食亩产大致为：北方麦约一百二十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九十六斤\/市亩。
到了隋唐时期，度量衡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此时一石约合四十二公斤，一亩约为零点八市亩。
从狄仁杰所撰《乞免民租疏》中可推算出，南方稻谷的亩产约为一点五石。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顷百亩，出米五十余斛（石）。”
粟的亩产约为五斗多，若换算成麦则约为一石（麦不需去壳）。
因此，隋唐时期的亩产大致为：北方麦约一百零五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一百五十七斤\/市亩。
水稻产量显着上升，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统一以及南朝时期对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为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入两宋时期，度量衡又发生变动。
此时一石约为四十九公斤，一亩约为零点九市亩。
范仲淹在《答手诏陈十事》中写道：“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
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也提到：“每亩出米二石。”
由此可大致推断，两宋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约为二石大米。
另据范仲淹《上执政书》记载：“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石）。”
从中也可推知粟的亩产约为一石，麦产量与此相近。
因此，两宋时期的粮食亩产大致为：北方麦约一百一十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二百二十斤\/市亩。
从数据来看，南方稻谷的产量又有了进一步提升，
这主要归功于农业重心持续南移，两宋时期在南方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以及高产稻种——占城稻的引进。
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粮食产量，特别是稻谷产量大幅提升，环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粮仓。
到了明清时期，度量衡再次发生变化。
明清时期的一石约为七十公斤，一亩约为零点九二市亩。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民佃租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
结合当时五成的租税比例，可大致推算出亩产为二石米。
而《河间志》则记载：“一夫耕田三五十亩，亩收麦一石以上。”
这表明当时麦的亩产已超过一石。
因此，明清时期的亩产大致为：北方麦约一百五十五斤\/市亩，南方稻谷约三百零五斤\/市亩。
无论是南方的稻谷，还是北方的麦，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都较以往有明显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双季稻种植与麦稻轮作制度的推广，农业科技也在此时期达到高峰。
因此，若仅以“石”和“亩”这些字面数值来比较历朝的粮食亩产，往往会感到困惑。
秦汉时期，亩产动辄“三石”、“四石”，甚至“五石”，但到了隋唐以后，反而下降到“一、二石”。
难道粮食产量反而减少了？农业科技也没进步？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隋唐之后，“石”与“亩”的实际标准发生了变化。
表面上单位未变，但实质上其所代表的重量与面积已经不同，
因此如果不考虑度量衡的历史演变，直接进行数字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尤其是“石”这个计量单位，从秦汉时期的14公斤，激增至明清时代的70公斤！
所以陈相、陈辛等人提到的“亩产三石”、“亩产四石”、“亩产五石”、“亩产六石”，其实换算下来，就是0.69市亩分别产出84斤、112斤、140斤、168斤粮食而已。
然而即便只是亩产168斤，也已经是当时人们难以想象的产量了。
因为亩产三石（即0.69市亩84斤）才是当时的普遍平均收成，而亩产四石，则只有土地肥沃或农艺精通的人家才有可能达到。
至于五石的亩产，就算是土地好、经验足的农户也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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