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最令他担忧的，是那个“自己”还未及面见太子，便因种种意外早早陨落。
若真如此，那可真是命途多舛，徒唤奈何。
因此韩信只能在心底默默祈愿，希望幕中的那个“自己”运气够好，早日现身于太子之前，赢得他的青睐。
唯有如此，他才能提前摆脱困顿，尽早迎来施展抱负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咸阳城内，获准观幕的相里季再次叩首谢恩后起身，目光紧紧锁定在幕上的太子扶苏身上。
方才扶苏所认同的几点主张，恰好契合墨家的理念；而未被提及的部分，则意味着可能存在分歧。
这关系到墨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与思量。
听闻太子明确支持“尚同”“志”“非命”“节用”“节葬”这五项主张，相里季并未欣喜，反而眉头越皱越紧。
因为这意味着其余五项——“兼爱”“非攻”“尚贤”“明鬼”“非乐”，并未得到太子的认可。
尤其是“兼爱”与“非攻”，几乎可是墨家立派之本、思想之魂！
倘若连这两条核心都无法获得太子首肯，那么从本质上讲，整个墨家学都将难入储君之眼。
见相里季神色沉重，太子略作思索，决定由影响最的“非乐”谈起，以免对方一时难以接受。
“先‘非乐’吧，墨子为何要反对音乐舞蹈？”
“其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君主与贵族沉迷歌舞宴乐，劳民伤财，耗费巨大，于国无利，故应废止。”
“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
“有，但也不全然正确。”
“不可否认，统治者为满足私欲频繁举办歌舞盛会，的确耗费人力物力，对国家并无裨益。”
“可是否就能因此彻底否定音乐舞蹈的存在价值，认为它们对百姓、对社稷毫无益处呢？”
“孤以为不然。”
“墨子只看到乐舞被权贵滥用的一面，却忽略了它安抚人心、凝聚士气、振奋精神的正面作用。”
“举个例子，先前父王亲率文武百官祭祀靖灵殿与英灵碑时，自宫门至祭坛一路皆有乐师舞者相伴奏演。”
“那次动用了三百余名乐舞之人，奢不奢侈？”
“孤坦然承认——确属奢华！”
“毕竟按礼制，子之乐不过八佾六十四人。”
“但这般奢华，就代表那场仪式毫无意义吗？”
“绝非如此！”
“那一日的乐舞庄重恢弘，彰显了秦国对牺牲将士的敬意与追念，极大地增强了国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可以，这场演出所带来的精神力量，丝毫不逊于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不止是在国家祭祀之中，乐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场上，每当主将带领将士齐声高唱《秦风·无衣》，秦军便会士气高涨，视死如归，攻势如潮。”
“这正是乐音鼓动人心、激扬斗志的明证！”
即便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乐舞也常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譬如，当乡民在山野间偶遇猛兽，心生惧意时，往往会高声唱起《秦风·无衣》，借那雄壮之音提振胆气，使自己临危不惧、昂然前校
又如，当男女彼此倾心，情愫暗生之际，也会轻吟《诗经·关雎》，以婉转歌声传递心意，诉心中柔情。
言语有时确实单薄，难以承载人心深处千回百转的情绪——悲喜交集、愤懑难平、欢欣雀跃或忧思成结，皆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
此时，乐舞便成了情感的出口。
歌以言志，乐以传情，人们借旋律与舞姿将内心波澜尽情释放，或将激昂豪情融于鼓点，或将哀怨愁绪寄于丝竹。
唯有如此宣泄抒发，心结方可化解，精神得以舒展，不至于郁郁寡欢、积虑成疾。
因此，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黎民，乐舞的存在都具有深远意义。
墨家与墨子不应全盘否定乐舞的价值，而应审视其使用场合与目的。
若有人仅为满足私欲，频繁设宴奏乐，极尽奢华之能事，耗费人力物力，此类行为自当严厉批牛
然而，若为祭告先烈、祈佑社稷，或于战前鼓舞士气，唤起将士忠勇之心，所用之乐舞，则合乎道义，无可厚非。
更不必民间百姓自发起舞、随兴而歌，无须专人操办，仅凭一腔真情流露，借歌抒怀，以舞释情——这般自然淳朴之举，何来可禁之理？
相里季听完太子扶苏这番话后久久沉默，眉宇间泛起思索之色。
良久，他缓缓抬头，望着扶苏，郑重地点零头：“殿下所言，确有道理。”
“真正值得非议的，并非乐舞本身，而是人心中的动机。”
“倘若只为享乐纵欲，动辄召集乐工舞者大兴排场，劳民伤财，自然应当谴责。”
“但若是用于祭祀英魂、激励军心，所需之乐舞庄重肃穆，出于公义，那便是正当之举。”
“至于百姓自娱自乐，或月下踏歌，或节庆起舞，不过寻常生活之情趣，既不扰民，也不费财，又岂能加以禁止？”
作为曾随太子一同参与靖灵殿与英灵碑祭祀仪式的亲历者，相里季不得不承认：若那一日庄严盛典之中没有钟鼓齐鸣、舞影翩跹，气氛必定黯然失色，难以凝聚万民敬仰之心。
少了乐舞的仪式，就如同无风之旗、无声之雷，虽有形而无神，威仪顿减。
由此可见，乐舞确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绝不能一概抹杀。
在认同了太子扶苏提出的第一层见解之后，相里季目光微动，忍不住问道：“殿下先前提到，墨子‘非乐’之因有二，不知其二为何？”
老实讲，身为墨门弟子，他深知墨子主张“非乐”。
历来师长所授，皆谓墨子认为王公贵族沉迷歌舞，耗时废政，于治国无益，故当禁止。
除此之外，从未听闻另有深意。
无论是前任钜子，还是其他墨家前辈，在讲解“非乐”宗旨时，也都只强调这一点。
因此他在向太子阐述此论时，亦仅提及此由。
可如今太子却言另有缘故，显然此乃其独立思辨所得。
扶苏略一停顿，神情凝重地开口：“第二个原因，实乃孤之推断。”
“但倘若此推断成立……”
“那么所谓‘乐舞耗时费力，不利于国’，反而只是表面理由。”
“墨子之所以坚决反对乐舞，其根本所在，恐怕并非仅仅针对奢侈之风。”
“而是意在动摇周公所立之礼乐根基。”
“得更透彻些——墨子真正的目标，是破除周公所创的礼乐制度。”
“比如古时周公制定礼乐，子可用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舞于庭；诸侯则用六行六列，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四列，十六人；士仅两行两列，四人起舞。”
“再如，当年周公所定：子设九鼎配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则三鼎二簋，各有等差。”
“由此可见，单凭舞者人数之多寡，礼器数量之大，便足以看出一蓉位尊卑、身份高低。”
“而周公正是借着这一套层层递进、条理分明的礼乐规制，将众人划分为不同等级，使人与人之间有了上下之分、贵贱之别，从而建立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格局。”
“最终使整个周朝表面看来，仿佛是钟鼓和鸣、礼仪有序的太平盛世。”
……
“可在这看似温文尔雅的礼乐帷幕之下，实则暗藏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与宗法纲常。”
“而这，恰恰与墨家主张的‘兼爱’理念背道而驰！”
“因此，墨子才提出‘非乐’，意在彻底否定周公所立的礼乐体制。”
“因为那套尊卑分明的社会结构，其根基正是建立在礼乐差异之上。”
“只要将乐舞这一象征身份的外在形式铲除，那么由周公开创的等级秩序便会动摇大半。”
“到那时，无论子、诸侯，还是卿大夫，都无法再通过舞者行列的规模来彰显自己的权势与尊荣。”
“如此一来，在音乐与舞蹈面前，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皆归于同等。”
“这正是向墨子心之人人相爱、无有差别’的理想更进一步！”
“这便是儿臣推测墨子主张‘非乐’的第二层深意。”
太子扶苏话音落地，对面的相里季瞠目结舌，久久不能言语。
就连身旁端坐的秦王嬴政，眉宇间也掠过一丝惊异。
只因太子此言所揭示的缘由，实在太过震撼人心。
须知周公何许人也？
那是史册称颂“一年平乱，二年克商，三年平奄，四年封诸侯，五年营洛邑，六年作礼乐，七年还政成王”的千古圣贤！
若周文王姬昌为周室奠基，周武王姬发开国创业，
那么周公便是撑起江山、安定社稷的擎之柱。
若非他摄政辅幼主，年少的成王如何稳坐下？
更何况当时管叔、蔡叔、霍叔勾结殷遗贵族武庚，联合东夷叛乱，局势危如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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