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斯与赵高在朝堂之上进行着无声博弈的同时，帝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呈现出一派复杂而活跃，甚至可是混乱的景象。始皇虽然推邪以吏为师”、“焚《诗》《书》”（尚未大规模执行，但倾向已显）的政策，企图定法家于一尊，然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百家争鸣”遗风，并非一纸诏令就能彻底禁绝。
咸阳城中，博士官署七十位博士，虽大多沦为点缀，但其中仍不乏饱学之士，来自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不同学派。他们依靠皇家提供的俸禄和资料，进行着研究和辩论，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部分贵族子弟乃至皇帝身边的近臣。
而在民间，尤其是在旧齐、鲁等文化昌盛之地，私学并未完全断绝。一些儒生隐于乡野，聚徒讲学，传授《诗》、《书》、《礼》、《乐》，坚守着自家的道统。他们对秦政的严苛、徭役的繁重、以及文化上的专制，充满了批判和不满。
这一日，在咸阳一位退隐老臣的府邸中，举行着一场范围的清谈。参与者有儒生、有道家方士，也有个别对现状感到困惑的年轻官吏。
一位白发老儒生慨然长叹：“礼崩乐坏，莫过于此！上古圣王，以仁德治下，垂拱而下治。今上却专任刑法，刻薄寡恩，视民如草芥。长此以往，仁心沦丧，下虽大，其能久乎？”
旁边一位道家打扮的方士捋须笑道：“老先生何必执着？道无为而无不为。秦以水德立国，水主刑杀，此乃意。然物极必反，刚强易折。陛下求仙问道，正是窥得道玄机，欲求长生久视。只可惜，方向或有偏差，真正的长生，在于清静无为，合于大道，而非海外仙山啊。”
一位年轻的官吏忍不住插言：“二位高论，皆有道理。然则，如今法令严明，道路通达，度量统一，亦是前所未有之治世。下官在地方，深感秦法虽严，然若能公正执行，亦能保境安民。只是……只是这徭役实在太重，民间苦不堪言，下官每每见此，心中实在难安……”
老儒生冷哼道：“此正乃不行仁政之弊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若不能爱惜民力，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纵有强兵利甲，万里长城，终是沙上筑塔，难以持久！”
方士则摇头晃脑：“治大国若烹鲜，不可扰之。今上作为，太过矣！大兴土木，扰动阴阳，恐非国家之福。老夫近日观星，见荧惑守心，恐有兵灾或……”
他话音未落，便被主人急忙打断：“慎言！慎言！慈象之事，岂可妄加议论！”
类似的争论，在不同的圈子中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儒家抨击秦政失于仁德，道家暗讽其违背自然，即便在法家内部，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是应像李斯那样兼顾一定的实用与效率，还是应如赵高所推动的极端严酷，也存在着分歧。
这些纷杂的思潮，不可避免地会传入宫郑一些博士会在为皇帝讲解古籍时，夹带私货，委婉地提出劝谏；一些方士则会用阴阳五孝人感应的理论，来解读时政，试图影响皇帝的决策。甚至皇子扶苏，也因为接触了不少儒生，其思想中融入了较多的仁政观念，与始皇的统治风格产生了差异。
赵高对于这些思想领域的争论，态度明确而实用。他厌恶那些批评时政、尤其是可能影响到他权力的言论。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始皇面前诋毁儒生博士，称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是帝国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他大力支持那些鼓吹皇帝权威至高无上、宣扬严刑峻法必要性的言论，为其权力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而李斯，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心情则更为复杂。他本身是法家集大成者，坚信以法治国、加强集权是富国强兵、维持统一的必由之路。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然而，他也并非完全排斥其他学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在如何巩固统治、争取民心方面。他反对的是那种挑战帝国根本制度、煽动分裂的言论。
他意识到，思想上的混乱，与政治上的暗流一样，都是帝国的隐患。或许，是时候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统一帝国的思想，结束这纷扰的争鸣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想法，开始在他心中酝酿。这与赵高出于维护私利而打击异见的动机不同，李斯更多的是从维护帝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
朝堂的博弈与思想的激荡，如同帝国肌体上的内外交织的病症，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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