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用人，朕用萧何管后勤、韩信打硬仗，不管出身只看本事；他用卫青、霍去病，虽俩人能打，但毕竟是外戚（卫子夫的弟弟、外甥），后来霍光专权、外戚干政，根子不定就出在他这儿。朕当年防外戚防得紧，吕后专权的教训就在眼前；他倒好，把外戚当亲信，这是给自己留隐患！不过他能下‘罪己诏’，承认‘扰劳下，非所以优民也’，比那些死要面子的皇帝强，也算没丢老刘家的脸。”
汉光武帝刘秀：“先祖（刘彻）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一变成‘治国根本’，我登基后也重儒学、办太学、选儒生为官，就是照着他的路子来——乱世之后，人心涣散，得靠统一的思想才能稳住朝堂和民间，这点他看得比谁都透。
他北击匈奴、开河西四郡、通西域，把汉家疆域扩到最大，这份‘扬国威于四方’的魄力，我平定陇右隗嚣、巴蜀公孙述时也常想着效仿。但他连年征战四十余年，把文景之治的积累耗得一干二净，到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就是‘只知拓土，不知养民’的代价。我打完下就‘息兵戈、轻徭薄赋’，释放奴婢、恢复农桑，就是吸取他的教训——打下靠武力，守下得靠民心，光靠‘封狼居胥’的威风是撑不住的。
他搞‘中朝’（内朝）削丞相权，和我扩大‘尚书台’权力、架空三公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把皇权攥在手里。但他晚年搞‘巫蛊之祸’，杀太子刘据、株连数万人，把朝堂搅得鸡犬不宁；我废郭皇后、改立阴丽华之子为太子，都做得稳稳当当，只处理核心人物，不牵连无辜，这就是‘雄主之刚’与‘中兴之稳’的区别。先祖是‘开拓者’，敢闯敢干，却少了几分‘留白’；我是‘修补者’，得在他的基础上补窟窿，既要保住汉家的威风，又得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咱俩都是为了老刘家的江山，只是处境不同，手段得跟着变。”
隋文帝杨坚：“朕终结南北分裂，统一下，和刘彻‘削诸侯、击匈奴’一样，都是为了‘大一统’——他结束汉初‘郡国并携的分权隐患，朕结束三百多年的战乱割据，咱俩都懂‘分裂则乱，统一则安’的道理。
他‘推恩令’削诸侯，朕‘废九品中正制’、创‘科举制’，都是为了打破‘贵族垄断权力’的局面。他让诸侯子弟‘人人有封地’，削弱贵族势力；朕让寒门子弟‘凭考试入仕’，直接从根基上瓦解门阀特权——论彻底性，朕比他更胜一筹。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思想管得太死；朕虽也重儒学，却允许佛、道并行，还让人整理《隋书·经籍志》，收录诸子百家典籍，因为‘思想多元才能让朝堂有活力’，他那套‘一家独大’的思路，容易让臣子只会‘顺旨’，不会‘进谏’。
他北击匈奴、拓西域，朕也派杨素、史万岁北破突厥，让‘突厥可汗来朝’，还设‘西域校尉’管控边疆。但他打匈奴靠‘硬碰硬’，耗空国力；朕靠‘分化瓦解’，挑动突厥内部矛盾，让其分裂为东西两部，不费一兵一卒就解除边患——帝王用兵，‘智胜’比‘力胜’更划算，这点他不如朕精明。
他‘盐铁官营’垄断财权，朕也搞‘均田制’‘租庸调制’，把土地和赋税管起来，但朕更懂‘藏富于民’：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五十岁以上可交钱免徭役），还兴修大运河（前期工程）、治理黄河，让隋朝‘户口滋盛，仓库盈溢’。他当年要是能少点‘穷兵黩武’，多点‘休养生息’，也不至于让汉朝在他晚年陷入危机。
不过，他晚年能下‘轮台罪己诏’认错，这份勇气朕佩服。朕晚年废太子杨勇、立杨广，虽有私心，却没像他那样因多疑杀亲子，只是没料到杨广会荒淫无道——帝王选继承人，比打下更难，这点咱俩都栽过跟头，只是他及时止损，朕却给隋朝埋下了亡国的祸根。”
唐太宗李世民：“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尊儒重道’却不废佛、道，允许诸子学流传；他设中朝独揽大权，我靠‘三省六部制’让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用分权制衡防专断——都是为了集权，但我比他更懂‘平衡’。他把权力攥得太死，朝堂上只剩‘顺旨’的臣子，连汲黯那样敢直言的大臣都被排挤；我让房玄龄、杜如晦各司其职，听魏征‘犯颜直谏’，甚至容忍他‘陛下近岁颇好奢纵’，这才是‘君臣相得’的治世之道。
他北击匈奴、开拓西域，和我派李靖灭东突厥、被尊为‘可汗’一样，都是为了扬国威、稳边疆。但他打了几十年仗，把国家打穷了，只能靠‘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刮钱；我打完仗就休养生息，开放丝绸之路和西域通商，既赚了钱（西域香料、丝绸源源不断输入长安），又靠‘和亲’‘册封’稳住藩属国，不用年年征战也能保边疆安稳，比他‘只知打打杀杀’高明。
他搞‘察举制’选人才，打破贵族世袭，这点和我‘任人唯贤’（哪怕是李建成旧部魏徵、降将尉迟敬德也重用）思路一致。但他重用外戚，卫青、霍去病虽能打，却开了‘外戚掌兵’的头；我用外戚（长孙无忌）却严格限制其权力，让他当宰相却不许干预兵权，临终前还安排褚遂良制衡他，就是怕重蹈汉朝外戚乱政的覆辙。
最难得的是他晚年能下‘轮台罪己诏’，和我晚年写《帝范》告诫太子‘勿以吾之故，轻下士’一样，都是帝王的清醒。但他‘巫蛊之祸’杀太子，是因多疑和偏听；我‘玄武门之变’杀兄弟，是因自保和稳定朝局，论对家饶狠，咱俩不相上下，只是他把家事搞成了国祸，我却把家事变成了‘贞观之治’的开端——帝王行事，‘目的’和‘后果’得一样重要才校”
唐玄宗李隆基：“朕开元年间，‘任姚崇、宋璟为相，励精图治，海内富实’，和刘彻早年‘用董仲舒、主父偃，罢黜百家、推行推恩令’一样，都是‘少年子’的雄心壮志，想把王朝推向鼎盛，这点咱俩像得很。
他北击匈奴、通西域，朕也派王忠嗣、哥舒翰守边疆，把吐蕃、突厥打服，还让高仙芝远征勃律，把唐朝疆域扩到葱岭以西——‘扬国威于四方’的快感，朕比谁都懂。但他打了几十年仗，耗空了文景家底；朕早年打仗‘见好就收’，打完就和西域通商、发展生产，所以才赢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这是朕比他高明的地方。可惜啊，朕晚年糊涂，重用安禄山、杨国忠，搞出‘安史之乱’，和他晚年搞‘巫蛊之祸’一样，都是‘晚节不保’，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朕也重儒学，但更爱道学，还把《道德经》列为科举必考内容——思想这东西，没必要非搞‘一家独大’，兼容并包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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