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朕也想通了：朕治下，靠的是‘律法’，凡事有法可依，无需靠大臣‘进谏’来纠错；他靠‘纳谏’，明他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得靠臣子提醒才能少犯错，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短板。”
论“权术与传潮：夺权手段相似，立储眼光皆有缺憾：“朕当年铲除嫪毐、罢黜吕不韦，从权臣手中夺回大权，靠的是‘快准狠’；李世民搞‘玄武门之变’，杀李建成、李元吉，逼李渊退位，也是‘先下手为强’，帝王争权，本就‘无毒不丈夫’，他这手段，朕能理解——要是他手软，被李建成先下手，唐朝不定就成邻二个隋朝，哪有什么贞观之治。不过，他杀兄弟、逼父亲，虽为夺权，却落了个‘不孝不悌’的话柄；朕当年对付的是‘乱臣贼子’，名正言顺，比他更占理，这点他不如朕‘师出有名’。
最可惜的是‘立储’：朕当年立扶苏为太子，本想让他继承大统，却被赵高、李斯篡改遗诏，立了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明知李治懦弱，却因李承乾谋反、李泰争储，没更好的选择，结果李治登基后，让武则篡了权，李家江山差点易主。咱俩都是‘打下易，传下难’，在立储上栽了大跟头，这倒是同病相怜。
但朕比他更‘决绝’：朕当年为了防止后宫干政，立下‘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甚至赐死扶苏之母，就是怕出现‘女主乱政’；他倒好，晚年重用武则，让她参与朝政，还‘武则有才智，可辅佐李治’，简直是养虎为患。帝王传承，不仅要选对继承人，还要扫清继承人身边的障碍，他连这点都没做到，比朕还糊涂——朕至少还留下了《秦律》和郡县制，哪怕胡亥昏庸，只要按制度来，秦朝也不至于亡得那么快；他留下的制度，却让武则钻了空子，这是他最大的失误。”
可为后世明君之范，却难称“一统”之雄：“李世民这一生，打下有魄力，治下有手段，开创贞观之治，让唐朝强盛一时，算得上后世帝王中的‘佼佼者’。他比刘邦懂制度，比刘彻懂民生，比杨坚懂纳谏，确实有过人之处。但以朕‘一统华夏、立千年制度’的标准来看，他终究只是‘守成之君中的佼佼者’，而非‘开创之君中的集大成者’。
他的‘可汗’，靠的是‘包容’让四夷臣服，却没像朕那样‘将四夷纳入版图，实行统一治理’；他的‘贞观之治’，靠的是‘仁政’让百姓安稳，却没像朕那样‘为万世开太平’奠定制度根基。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照亮了唐朝，却没像朕那样，为华夏种下‘大一统’的根。
不过，朕也得承认：要是他生在朕的时代，不定能和朕一较高下；要是朕生在他的时代，定能比他做得更好——毕竟，朕开创的‘帝制’‘郡县制’，他不也得乖乖沿用？帝王功业，终究要看‘是否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动摇的根基’，这点上，他不如朕。”
汉高祖刘邦：“朕提三尺剑斩蛇起义，从亭长做到皇帝，靠的是‘知人善任’（用萧何、韩信、张良）；李世民这子，年纪轻轻就劝他爹李渊起兵，打下时亲率大军灭薛举、擒窦建德，身边还聚着房玄龄、尉迟敬德这帮能臣猛将，论‘识人用人’，咱俩倒是一路人。
他搞‘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老爹退位，虽是被太子李建成逼的，但这手段也太狠了——朕当年削异姓王，还得找‘谋反’的由头，他倒好，直接在宫门口动手，一点情面不留。不过话回来，帝王争位本就‘无毒不丈夫’，他要是手软，不定早被李建成毒死了，这点朕能理解，就是做得太绝，落了个‘杀兄逼父’的话柄，不如朕‘杯酒释兵权’（虽非朕所为，但后世传为典范）来得体面。
他开创‘贞观之治’，搞‘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和朕当年‘约法三章’‘休养生息’一个道理，都是知道‘百姓活不下去，江山就坐不稳’。但他比朕会搞制度，什么‘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把朝堂管得井井有条；朕当年就靠‘郡国并携，结果诸侯叛乱不断，直到刘彻才摆平，这点他比朕高明。
最难得的是他敢让大臣‘当面骂他’，魏征挑他毛病，他还能忍着不杀，换了朕，郦食其要是敢这么顶，朕早把他赶出去了！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才是治世的关键，这点朕得服他。不过他晚年也犯浑，修宫殿、打高句丽，和朕晚年猜忌功臣一样，都是老了糊涂，好在他没像朕那样杀韩信、彭越，还算是留零情面。”
汉武帝刘彻：“李世民北击突厥、擒颉利可汗，和朕派卫青、霍去病横扫匈奴、封狼居胥一样，都是把‘边患’按在地上摩擦，让四夷臣服，这份‘扬国威于四方’的魄力，咱俩最像！他设安西都护府管西域，朕开河西四郡通丝绸之路，都是为了把王朝的势力范围往外扩，论‘拓土’，咱俩不分伯仲。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非他首创，但延续并强化），朕也靠儒学统一思想，不过他比朕会玩——朕用儒学是‘外儒内法’，靠严刑峻法撑着；他却让儒学和‘纳谏’‘民本’结合，既拢住了民心，又显得自己‘仁政’，比朕‘穷兵黩武’的名声好听多了。
他搞‘三省六部制’分权，朕设‘中朝’削丞相权，都是为了把权力攥在手里，但他比朕更懂‘制衡’——朕把权力都收归内朝，结果晚年出了江充这样的奸臣；他让中书省、门下省互相掐，自己坐收渔利，朝堂反而更稳，这点他比朕想得透彻。
他晚年打高句丽，和朕晚年打大宛一样，都是‘不服就打’，但他比朕会‘止损’——朕打大宛耗了三年，差点把国库掏空；他打高句丽没打赢，就及时撤军，没硬撑着死磕，比朕少了几分‘刚愎’。不过他下不了狠心废太子（李承乾谋反才废），最后立了懦弱的李治，给武则篡权留了空子；朕当年直接废了刘据，立年幼的刘弗陵，还安排霍光辅政，比他在‘立储’上更果断。”
汉光武帝刘秀：“朕当年在昆阳之战以少胜多，靠的是‘谋略’而非蛮力；李世民在虎牢关以3000玄甲军破窦建德10万大军，也是‘以智取胜’，论‘临阵决断’，咱俩都算得上‘帅才’。
他登基后‘既往不咎’，重用李建成麾下的魏征、王珪，和朕当年招降赤眉军、善待降将一个思路，都是知道‘杀降不祥’，得靠‘安抚’稳住人心。但他搞‘玄武门之变’太血腥，朕平定下时，除了必要的征伐，从不多杀无辜，更不会对自家人下狠手，这点他不如朕‘仁厚’。
他推挟均田制’‘轻徭薄赋’，让百姓‘衣食有余’，和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把官府土地借给流民耕种）一样，都是为了让乱世后的百姓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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