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奉命以秦国的“篆”为标准，整理全国文字，编写《仓颉篇》作为识字教材，强制推歇—这一举措让“汉字”成为跨越地域的文化纽带，奠定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基础。
- 车同轨：规定全国车辆的车轮间距统一为“六尺”，并修建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相当于古代高速公路）——这既方便了军队调动和政令传递，也促进了各地经济交流。
- 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李斯主导制定“秦权”（重量标准）、“秦量”（容量标准），并规定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钱”（半两钱）——这些举措消除了战国以来的经济壁垒，让全国市场形成统一体系。
3. 争议举措：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激化社会矛盾
- 焚书：压制思想，巩固专制
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在朝堂上再次提出“恢复分封制”，并批评秦始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借机进言，认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儒生们借古代批评当下，迷惑百姓），建议：
1. 除《秦记》（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学书籍外，其他各国史书、儒家《诗》《书》及诸子百家着作，一律由地方官烧毁；
2. 敢私下谈论《诗》《书》者，处死；敢“以古非今”者，灭族；
3. 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
秦始皇采纳建议，下令“焚书”——这一举措虽暂时压制了反对声音，却摧毁了大量先秦文化典籍，也让“法家专制”的形象深入人心，激化了知识分子与秦朝的矛盾。
- 坑儒：因方士骗术，迁怒儒生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方士卢生、侯生寻找“长生不老药”，二人求药无果，反而私下诋毁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随后逃亡。秦始皇大怒，下令在咸阳搜捕“妖言惑众”的方士和儒生，最终将460余人全部活埋——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坑儒”（实则包含方士和儒生）。李斯作为丞相，虽未直接提议“坑儒”，却因“维护君主权威”的立场，未加劝阻，进一步加剧了秦朝的“暴政”形象。
- 严刑峻法：延续商鞅传统，忽视民生
李斯继承商鞅的“法治”思想，主张“轻罪重罚”，并制定《秦律》，规定“盗一钱者黥为城旦”（偷一文钱就要脸上刺字，罚筑城四年）、“敢有挟书者族”（私藏禁书者灭族）等严苛条款。同时，秦朝常年征发徭役（修长城、建阿房宫、筑骊山墓），据估算，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每年服役人数超过300万，百姓苦不堪言——李斯虽知“徭役过重”，却因“不敢忤逆秦始皇”，始终未提出减轻民生负担的建议，最终导致“民怨积深”，为陈胜吴广起义埋下伏笔。
四、晚年悲剧：与赵高合谋立胡亥，最终被“腰斩灭族”
秦始皇的去世，成为李斯人生的“转折点”——他为保住自身权势，选择与赵高合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最终却被赵高陷害，落得“腰斩于盛夷三族”的悲惨结局，完美印证了他早年“逐利避害”却最终“因利亡身”的宿命。
- 沙丘之变：为保权位，妥协赵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于沙丘（今河北广宗），临终前留下遗诏：“令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继帝位”（扶苏因多次劝谏秦始皇“缓修长城、轻徭役”，被派往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
当时，陪同巡游的有赵高（中车府令，负责掌管皇帝印玺）和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昏庸无能，却受赵高教唆）。赵高深知，若扶苏继位，自己必被清算（他曾因犯罪被蒙恬之弟蒙毅判处死刑，后被秦始皇赦免），于是找到李斯，以“权势”相威胁：
- “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下孰与蒙恬？长子（扶苏）信之孰与蒙恬？”（你与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功劳更高、更得扶苏信任？）
- “扶苏继位后，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矣”（扶苏继位，你必然会被罢免，最终只能回老家）。
李斯虽知“篡改遗诏”是“灭族之罪”，但对“失去权位”的恐惧最终战胜了理智——他一生追求“仓鼠”的富贵生活，无法接受“退回厕鼠”的结局。最终，他同意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赐死扶苏和蒙恬。
- 辅佐胡亥：纵容暴政，失去民心
胡亥继位后（即秦二世），沉迷享乐，下令“继续修建阿房宫”“征发徭役更甚于秦始皇”，并对兄弟姐妹展开大屠杀（先后杀死20余名公子公主）。李斯虽有过劝谏，却因“害怕得罪胡亥”，最终选择妥协——他甚至写下《行督责书》，迎合胡亥“肆意享乐”的需求，主张“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途，绝谏之辩”（君主应加强对臣下的监督责罚，独掌大权，无需理会仁义和谏言）。这篇奏疏彻底暴露了李斯“为保权位，放弃原则”的本质，也让他彻底失去了百姓和朝臣的信任。
- 赵高陷害：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胡亥的昏庸，让赵高逐渐掌控朝政。赵高视李斯为“夺权障碍”，开始设计陷害：
1. 挑拨离间：赵高故意在胡亥享乐时通知李斯“进谏”，让胡亥对李斯心生厌烦；
2. 诬告谋反：赵高诬陷李斯“其子李由（三川郡守）与陈胜起义军私通”，并伪造证据；
3. 严刑逼供：李斯被逮捕后，赵高对其施加酷刑，逼迫他“承认谋反”。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判处“腰斩”，并“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临刑前，他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东门打猎，还能做到吗？）——这句遗言，既是对“逐利一生”的悔恨，也呼应了他早年“厕鼠仓鼠论”的初心，可惜为时已晚。
五、历史争议：是“大一统功臣”还是“暴政帮凶”？
李斯的一生，始终充满争议，不同时代对他的评价截然不同：
- 肯定者：视其为“大一统的奠基者”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批评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却也认可他“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他的谋略让秦国统一下，是首要功臣）；近代学者梁启超称李斯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认为他“废分封、行郡县”“书同文”等举措，“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之功”。
- 批判者：斥其为“暴政的帮凶”
儒家学者（如董仲舒）认为，李斯“焚书坑儒”是“毁灭文化、压制思想”的罪魁祸首，导致“秦亡于暴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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