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的结局，被腰斩于咸阳街市，三族被灭——朕每次想到这里，就会提醒自己，权力这东西，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伤人，也能伤己。李斯当年若能像石守信他们一样，功成名就后主动交出权力，哪怕回上蔡老家牵黄犬、逐狡兔，也能安享晚年。可他偏要攥着权力不放，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攥没了。朕的大臣们，若敢学李斯‘贪权恋位’，朕虽不会像秦始皇那样腰斩他们，但也会让他们‘致仕还乡’，绝不让他们有危害社稷的机会。”
宋太宗赵光义（宋）
“李斯这等人，赢经世之才’，却无‘立身之节’，可叹亦可戒。朕兄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定‘重文抑武’之策，为何？正因李斯的教训——他帮秦始皇把权力攥得紧，却没防住身边的人，最后栽在赵高手里；而五代时的节度使，个个手握兵权，却常被身边人怂恿着谋反，这都是‘权柄无约束’的祸。
朕如今完善科举制，让更多寒门子弟入朝为官，就是要学李斯‘选贤任能’的思路，但要改他‘任人唯亲’的毛病——李斯当年虽举荐过人才，却也打压过韩非，到底还是怕别人抢了他的位置。朕用人，不管出身高低，只看能力品行，像寇准那样敢直言进谏的，朕就重用；像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朕绝不姑息。
还有郡县制，李斯定的制度好，可秦朝的郡守权力太大，反就反。朕在地方设‘通暖，让通判监督知州，凡知州签的公文，必须通判副署才能生效——这就是给地方官加一道‘锁’，不让他们有机会像李斯那样，为了权位搞动作。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早干嘛去了？他若能像朕手下的吕端那样，‘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沙丘之变时守住底线，何至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元世祖忽必烈（元）
“李斯这中原谋士，懂‘治汉地’的法子，却不懂‘守下’的门道。咱当年入主中原，为啥要沿用郡县制、学汉法？就是看他帮秦始皇用这法子把中原治得服服帖帖——要是还像蒙古草原那样搞部落制，中原这么大的地盘，根本管不住。
可他的毛病也不少：一是‘太刚’，焚书坑儒硬压百姓，结果秦朝十几年就亡了；咱治汉地，就不敢这么来，咱设宣政院管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台湾，又让汉臣帮着定律法，就是要‘刚柔并济’，不让百姓造反。二是‘太蠢’，跟赵高这种阉人合作，最后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咱身边虽也有蒙古贵族、色目大臣，但咱让他们相互牵制，像阿合马虽会理财，咱也派汉人官员盯着他，绝不让他有机会像赵高那样弄权。
李斯要是生在咱大元，敢像当年那样改遗诏、乱朝政，咱可不会像胡亥那样腰斩他——直接把他扔到草原上喂狼，让他知道咱蒙古饶规矩：背叛主子、祸乱下，就没好下场！”
明太祖朱元璋（明）
“朕出身贫寒，当年在皇觉寺当和尚时，就听老和尚过李斯的故事——他是‘秦朝的奸臣’，是‘亡国的祸根’。后来朕起兵反元，读了《秦史》，才知道李斯不仅是奸臣，还是个‘有才的奸臣’——这种人，比无才的奸臣更可怕。
李斯定的郡县制，朕用了；他定的律法框架，朕也用了——但朕改了他最错的地方：他让相权过大，朕就废了丞相，设六部，让六部直接对朕负责；他让宦官不得干政，却没防住赵高，朕就立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朕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李斯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权臣，再加上一个宦官，就能毁掉一个王朝。朕登基后，杀胡惟庸、斩蓝玉，就是要让大臣们知道，‘谋私’的下场比李斯还惨！
再焚书坑儒，李斯当年‘偶语《诗》《书》者弃石，结果把下的文化典籍烧了大半，连孔家的藏书都差点没保住。朕虽然也搞过‘文字狱’，但那是为了打击‘反明复元’的逆党，不是为了烧典籍。朕还派人编纂《永乐大典》（注：此处为结合朱元璋对文化的态度调整，实际《永乐大典》为朱棣时期编纂，核心为体现对典籍的重视），就是要保住下的文化，不让李斯的错再犯。
李斯最后被腰斩时，‘牵黄犬逐狡兔’——朕看他就是活该！他为了保丞相之位，连扶苏都敢杀，连秦朝的江山都敢卖，这种人，死十次都不够。朕的大臣们，若有人敢学李斯‘贪权、附逆、害忠良’，朕定让他比李斯死得更惨，不仅要腰斩，还要株连九族，让下人都知道，‘不忠社稷者，必无好下场’！”
明成祖朱棣（明）
“李斯之功，在‘立规’；李斯之过，在‘失忠’。朕当年靖难，为何能成功？正因建文帝身边缺个‘懂规矩、敢担当’的大臣——若有李斯那样‘定制度、理朝政’的能臣，建文帝也不至于把削藩之事搞得一团糟。朕登基后，重修《永乐大典》，为何？正因李斯‘焚书’太蠢——他以为烧了书就能统一思想，实则是毁了文化根基。《永乐大典》收录下典籍，就是要让文化传承下去，让下人都知‘大一统’的道理，这比‘焚书’高明百倍。
可李斯的‘失忠’，朕最不齿。始皇帝待他恩重如山，他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改遗诏、杀扶苏——这跟当年建文朝的方孝孺比，差得太远！方孝孺虽固执，却敢为建文帝死节，而李斯只为自己的相位，连社稷都能卖。朕用人，宁用‘忠而拙’的，不用‘能而奸’的——像姚广孝那样，虽为僧人，却能帮朕定计靖难，且功成后不贪权位，这才是良臣；而李斯那样的，纵有大本事，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再制度，李斯的郡县制，朕沿用了，但设了‘巡抚’‘总督’，让他们巡查地方、节制三司——这就是学李斯的‘集权’，又补了‘地方无统管’的漏。李斯若生在永乐朝，敢像当年那样附逆弄权，朕定让他比腰斩更惨，不仅夷三族，还要把他的罪行刻在碑上，让万世唾骂！”
清圣祖康熙（清）
“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一辈子都在和‘权臣’‘藩王’打交道，所以最懂李斯的‘功’与‘过’。李斯的‘功’，在于他为‘大一统’王朝定了‘规矩’——从文字到度量衡，从郡县制到律法，后世无论汉唐宋明，都在他的框架内修补，可见其远见。朕当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就是在学李斯‘谋长远’——不仅要统一土地，还要统一制度、统一人心。
但李斯的‘过’，也在于他‘谋私’大于‘谋国’。他在沙丘之变中，明知胡亥昏庸，却因为怕丢了相位，就附逆赵高——这就像鳌拜当年，明知朕已亲政，却因为怕丢了兵权，就结党营私。朕当年智擒鳌拜，就是要防‘李斯之祸’——权臣一旦有了‘私念’，就会危害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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