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厂长办公室出来，陈醒并未感到丝毫轻松。厂领导的支持，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暂时稳住船身的压舱石，至关重要，但这块石头能压多久，能否抵得住来自区里某些人暗中推动的风浪，仍是未知数。他深知，官方层面的博弈需要时间和耐心，而在这期间，服务社绝不能坐以待毙，任由污名发酵，必须主动出击，在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
他没有返回那片被愁云惨雾笼罩的四合院，而是直接让人去叫来了惊魂未定、正躲在家里如同热锅上蚂蚁的许大茂。许大茂一听陈醒召见，心里七上八下，以为是秋后算账，一路忐忑不安地跑过来，脸上堆着谄媚又惶恐的笑容。
陈醒在一间暂时借用的、空置的厂办会议室里见他，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
“大茂哥，”陈醒的目光平静地落在许大茂脸上，那目光似乎能穿透他内心的慌乱，“现在，到了你那个‘宣传拓展部’真正发挥作用、力挽狂澜的时候了。”
许大茂先是一愣，随即精神猛地一振，如同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之前因为动摇和试图甩锅的言论，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正急于寻找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来挽回形象和陈醒的信任。他连忙凑近几步，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些，语气带着一种近乎赌咒发誓的急切：“社长！您……您尽管吩咐！需要我许大茂做什么？我这回绝对不含糊，保证指哪打哪，绝无二话！”他拍着胸脯，唾沫星子都快喷出来了，“要是再掉链子，我……我许大茂就不是人养的！”
陈醒微微抬手，止住了他过于激动的表态，语气依旧沉稳：“调查组走的是上层路线，依靠的是行政权力，扣的是吓饶大帽子。那我们就换个打法，走群众路线，依靠的是人心向背，争的是公理人情。硬碰硬我们碰不过，但我们可以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我们‘醒桦服务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体。”
许大茂眨巴着眼睛，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似乎摸到了一点门道，但又不太清晰。
陈醒继续部署，思路清晰得如同在绘制一张作战地图：“你笔头子还算利索，在厂里、街道上人头也熟，三教九流都能搭上话。这就是你现在的优势。”他顿了顿，具体指示道，“你不要直接去跟人硬邦邦地辩驳，我们多冤枉，那样反而显得我们心虚，落了下乘。你要换个角度，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
“你去找于莉，把服务社成立以来所有的相关数据、典型事例都梳理出来。然后，你用你的方式，把我们服务社成立以来，实实在在解决了多少户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重点提那些像秦淮茹、后院老刘家闺女那样，原来生活特别困难，现在能自食其力甚至改善家庭状况的典型；我们按时足额给厂里上交了多少管理费，支援了厂里的公共建设；我们生产的台灯、收音机，丰富了多少工友的业余文化生活，让他们下班后有了精神寄托；还有，我们的产品在外面多么受欢迎，甚至成了紧俏货，给咱们红星轧钢厂挣了多大的脸面……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和贡献，写成一份……嗯，不要像正式公文那样刻板，就写成一份生动的、带着感情色彩的‘情况汇报’，或者是‘事迹介绍’。”
陈醒特别强调，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零：“关键在于传播方式。不要正式发文，不要开大会宣讲。就用那种工友之间聊、街坊邻里拉家常、在供销社买东西时随口议论的方式，发动你那些‘消息灵通’、善于交际的朋友们，在工人食堂、在澡堂子、在车间休息的角落、在街道居委会门口、在菜市场……在所有人们聚集、闲聊的地方，‘不经意’地、你一言我一语地把这些内容透露出去。语气要自然，要带着肯定和赞许，甚至是一点为我们抱不平的情绪。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要让轧钢厂内外、街道上下的所有人，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醒桦服务社’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而是真真切切能给大伙儿带来实惠、给厂里争光添彩的‘自己人’！是有人眼红陷害！”
许大茂是何等精明剔透、善于钻营的人物，陈醒这番话，如同在他脑子里点亮了一盏明灯。他瞬间就明白了，这是要避开官方的锋芒，发动一场民间的舆论战，用口碑和人心来对抗权力的打压！这不正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吗？搞关系，散消息，制造舆论……以前他或许用来谋点私利，搬弄点是非，但这次，是为了服务社的生死存亡，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前途！
他脸上瞬间焕发出一种找到用武之地的光彩，刚才的惶恐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委以重任的兴奋和跃跃欲试。他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都洪亮了几分：“高！社长，您这招实在是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论散布消息……啊不，是进行正面宣传、引导舆论，我许大茂在这一片儿还真没服过谁！您放心，我保证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得有鼻子有眼，情真意切，既不让上头抓住把柄，又能让所有人都听进心里去！我这就去找于莉拿材料，连夜就把稿子弄出来！”
接下来的两，就在区工商局调查组进驻轧钢厂招待所，关起门来埋头翻查那一箱箱账本和单据的时候，一股看似无形、实则力量巨大的潜流，开始在红星轧钢厂的各个角落以及周边的家属院、街道社区悄然涌动、蔓延。许大茂充分发挥了他那“消息灵通人士”和“民间宣传家”的特长，他不仅自己亲自出马，更发动了平时跟他一起倒腾票证、消息灵通的几个“哥们”，以及一些在服务社受益、心存感激的职工家属，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宣传网络”。
中午的职工食堂，人声鼎罚几个工友围坐一桌，一边扒拉着饭盒里的白菜粉条，一边低声交谈：
“哎，你们听了吗？就钳工车间那个秦淮茹，以前多难啊，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仨孩子还有个婆婆，饭都吃不饱。现在在服务社，听这个月都能攒下钱，给她婆婆买那贵点的止疼药了！脸上都有笑模样了！”
“可不是嘛！还有后院老刘家那二闺女，高中毕业没工作，在家待了两年，性子都待闷了。要不是服务社收下她，现在还在家吃闲饭，看爹妈脸色呢！现在多好，自己能挣钱了，人也开朗了！”
“我听啊，人家服务社用的那些材料，都是厂里当废料处理的边角料，人家是花了真金白银买的！而且每个月还按时给厂里交管理费呢！这哪是什么侵占国家财产？这分明是变废为宝，给国家创收，给咱们工人谋福利啊！”
街道居委会门口，几个戴着红袖标的大妈一边摘着菜，一边唠着家常，话题也不知不觉拐到了服务社上：
“要我啊，‘醒桦社’那帮年轻人，是真不容易！没靠国家分配，自己硬是闯出一条路来，还知道帮衬院里院外的困难户，多有出息！”
“他们家那台灯是真好啊！我闺女买了一盏，晚上一边织毛衣一边听着匣子里的戏文，不知道多惬意！比那光秃秃的灯泡强多了！”
“我咋听，是有人眼红他们生意好，故意使坏，去上面告黑状呢？这可太不地道了！见不得别人好是怎么的？”
甚至，有一些曾直接或间接受过服务社帮助的职工家属，或是单纯觉得服务社产品好、为人实在的普通群众，内心的不平之气被这股舆论点燃，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他们三三两两，或是独自一人，找到调查组临时设在区工商局的接待窗口，情绪有些激动地为服务社辩解、陈情：
“领导！你们可得深入调查，明察秋毫啊！陈醒社长、于莉经理他们都是实在人，是好人！没有他们拉一把，我们家这日子还不知道有多难熬呢！”
“他们投机倒把？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全靠自己的手艺和汗水吃饭，生产的东西又好用又实惠，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这怎么就不行了？难道非要大家伙儿都穷呵呵的，一起吃大锅饭才行？”
“领导，可不能冤枉好人啊！得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声音！”
这些来自基层的、朴素的、带着烟火气的声援和议论，虽然无法像红头文件那样直接改变调查组的决定，却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无形的民意压力和舆论氛围。它开始悄无声息地扭转着局面：原本一些不明真相、被“投机倒把”、“侵吞国资”等大帽子吓住、跟着怀疑和质疑的人，在听到这些具体而微、感同身受的事例后，开始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态度逐渐转变；而那些原本就幸灾乐祸、躲在暗处看笑话的人，感受到这股逐渐壮大的支持服务社的声浪，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声音了下去，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煽风点火。
就连身处风暴眼、原本自以为掌控一切的调查组孙科长，也明显感觉到了周围氛围的微妙变化。他走出招待所，去厂办沟通或是去食堂吃饭时，遇到的轧钢厂工人，投向他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对“上级领导”的好奇或敬畏目光，而是一种无声的、带着审视、疏离甚至隐隐压力的冷漠。去区里办事，也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飘进耳朵。他开始意识到，这个“醒桦服务社”远比他想象的要根基深厚，那个年轻的负责人陈醒，手段也比他预料的更为老练和难缠。舆论，这柄看不见却锋利无比的软刀子，开始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调转了方向，将那冰冷的刀锋，抵向了原本自以为是的执刀者。这场危机，远未结束，反而因为民意的觉醒，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考验智慧和定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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