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滚轮
杨爱国总记得，父亲杨守业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是早年从本村于先生家买的。那位于先生他还有些印象，可惜早已过世——当年于家在村里家境算优越的，有两个姑娘，大姑娘还跟杨爱国是学同学。后来这同学去安乐当了兵，退伍后又到罗王石化上班，前些年竟还开了家茶屋，杨爱国偶尔刷抖音，总能刷到她发的作品：有时是煮茶的功夫，茶勺在茶汤里轻轻打转；有时是摆得整齐的茶具，白瓷杯盏映着暖光；还有时是她坐在茶屋窗边，慢悠悠讲茶的故事。看她认真介绍的模样，杨爱国总想着，那茶馆想必是红红火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而父亲那辆从于家买来的二八大杠，成了家里最金贵的物件。车把上的黑漆被岁月磨出了包浆，车座换过两次海绵，脚踏板也补过铁皮，可父亲每次擦车，都像伺候什么宝贝——用旧布蘸着水，连车辐条的缝隙都擦得发亮，最后还会往链条上滴几滴机油，听得“哗啦”一声响，才满意地把车靠在墙根。
那车要是出了毛病，父亲从不敢自己拆修。不管是车胎漏气，还是链条卡壳，他总会推着车，脚步匆匆往村头去。村头有三个能修自行车的人：陆先生手巧，补胎的补丁薄得像张纸；还有位同村的于先生（非卖车的于家），调刹车总能拿捏到最准的力度；最厉害的是已经过世的郭凤杰先生，村里有两个同名的人，唯独他修自行车的手艺，没人能比。父亲每次去，都要先在修车铺门口站一会儿，等前一个人修完，才递上烟，笑着：“劳烦您给看看，车又有点不得劲了。”
修好的车，父亲不会马上骑，总要推着走一段，捏捏刹车，摇摇车把，确认没问题了，才跨上车座，慢悠悠往家骑。要是赶上国庆这样的日子，修车铺忙，父亲递钱时，对方常会“先记着吧，下次一起给”，父亲就会掏出个本子，工工整整写上“国庆，修自行车，xx元”。那本子里记的账，大多是烟钱和修车钱——其他开销，父亲要么当场结清，要么转头就忘，唯独这两样，他记得分毫不差。
父亲对烟的执念，和对自行车一样深。早年村里东村有个中红超市，老板就叫中红，父亲总去那儿买烟。有时候是几毛钱一包的散装烟丝，有时候是一块多一盒的成品烟，每次去，中红都会笑着问：“杨叔，今还买上次那烟？”父亲点点头，接过烟，要么当场拆开抽一根，要么心翼翼揣进兜里，“回家慢慢抽”。后来中红因“三观不合”离婚，再后来过世，父亲还念叨了好几：“可惜了，那么好的人，以后买烟，又少了个话的地方。”
这一日，杨爱国走到城市中心广场，目光突然被那座巨型齿轮雕塑吸引——钢铁铸就的齿轮纹路清晰，稳稳立在广场中央，阳光洒在上面，泛着厚重的光。他忽然想起父亲自行车上的齿轮，链条咬合着齿轮转动，才能载着人稳稳前校原来不管是自行车上的齿轮，还是大型机械上的大齿轮，都像极了我们的生活：一环咬着一环，少了哪一环都不行，唯有精密配合，才能稳稳向前。
他又想起父亲那辈饶日子，想起同学的茶屋，想起街头奔波的人们——正如共和国这座大厦，三百六十行的人们各守其位、精密协作，再加上人民武装力量守护着这方土地的宁静，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才有了这人间值得的安稳。就像父亲那辆旧自行车，滚轮转着的是日子，齿轮咬合的是时光，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岁月齿轮里的一环，在自己的位置上，稳稳地推着生活向前。
如今父亲的二八大杠还靠在老家墙根下，车胎没了气，车把漆掉得更厉害。父亲骑不动了，却总爱坐在门口看它发呆。杨爱国懂，那车上不仅载着父亲的时光，更载着一代人对生活的认真——就像那些咬合的齿轮，平凡却坚定，一步步转出了日子的安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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