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超市的风波
杨卫国摩挲着父亲留下的老烟斗，烟杆上的包浆浸着岁月的温釜—这烟斗曾是父亲当村学代课老师时的随身物，如今到了他手里，倒成了自己身份变迁的见证。自学校毕业，他就没离开过村子，最初在村委会办公室做事，凭着肚里几分文化，写写通知、整理台账是常事；区乡领导来检查，他端茶倒水、条理清晰地汇报情况，也从不含糊。论学历，他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论谈吐，也比常年面朝黄土的乡亲们利索些。那时候，他总揣着个念想：扎根家乡，帮着把泥路修宽些，把村头老井清干净些，看着村子一点点好起来。
可这念想，在1998年被彻底打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实施，村里要首次直接选举当家人。这事儿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塘，整个村子瞬间炸了锅。过去，谁当村干部、谁当区乡代表，都是上一级党委筛选好的“三选二”，就算有人想在选票上填个别的名字，最后当选的也跑不出那几个人。可这回不一样，村民们攥着泛着油墨香的选票，突然觉得头上像摘了紧箍咒，连话的声调都比往常高了几分。
流言蜚语最先缠上上任村支书。有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嚼舌根，他账目不清，把村里的公款揣进了自己腰包；有人添油加醋，他在外边包了二奶，还偷偷生了个儿子。这些话像风似的，早上从村东头飘出去，傍晚就能绕着村子转三圈。
另一边，想竞选的人也没闲着。村口的空地上支起块黑板，有人攥着皱巴巴的演讲稿，凑在黑板前慷慨激昂地喊：“我要是上去，头一件事就把村里的账理清楚！一分一厘都写在黑板上，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还有人拍着胸脯保证：“我生是咱村的人，死是咱村的鬼！给老百姓谋福利，是我杨老三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卫国凑过去看过几次，心里直犯嘀咕——这些平日里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人，怎么突然能出这么有分量的话？后来才从邻村老师那儿听，不少竞选者悄悄托人写稿子，有的还塞了两斤鸡蛋当谢礼。可稿子再好，也架不住有人不识字。有回村西头的李大叔念稿，碰到“殚精竭虑”，卡了半，最后硬念成“弹精竭虑”，底下的村民笑得前仰后合，连黑板上的粉笔灰都震得往下掉，竞选的严肃劲儿瞬间散了大半。
第一轮预选下来，候选人竟有二三十个。村里只好按得票多少往下筛，最后留下五六个进入第二轮。接下来的十，像球场的中场休息，又像给候选人留的缓冲时间。杨卫国记得清楚，村里的张凯在第一轮里得票很高，跟当时的村委主任就差了十几票，不少人都蹲在超市门口议论：“这回主任的位置，怕是要换人了。”
也是从那时候起，杨卫国慢慢退出了村委会的圈子。看着村里的人和事变得热闹又复杂，今这个人找他写竞选标语，明那个人托他打听选票数，他总觉得自己不适合掺和这些。后来联通公司找村里招代理商，他咬咬牙接了下来，在村口开了这家超湿—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不用琢磨那些绕弯子的事。
直到这次平台出了问题，平静的日子又被搅翻了。这会儿，超市里刚送走一波吵着要兑现的村民，杨卫国又拿起那只老烟斗，指尖蹭过烟杆上的纹路，想起当年在村委会灯下写材料的日子，心里头五味杂陈。媳妇端来一杯热茶水，轻轻放在他手边：“别愁了，总会有办法的。”他点点头，却没话，只是望着窗外昏黄的路灯，不知道这风波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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