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大王朝里，派遣大将攻打某地，平定某地之后该将领往往会利用地势之险割据。或自领该地节度使，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割据政权。
这些例子明，在以前和现在的军事体制下，首领与臣子是一种互为需要的关系，双方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臣子支持首领建立霸业，而作为支持，首领默认臣子拥有某些特权，比如独立控制军队。军队的将领也可随时因为首领弱、或不答应其条件，而改换门庭。
追随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无法保证自始至终忠于同一个统治者，官员和士兵常常面临的是忠于旧君主还是转投新主子的选择。这样的后果，从而使得这个分裂混乱了数百年的时代，将领倒戈或易帜现象非常普遍，对于这些将领来，追求只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忠诚之于他们，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数百年来，改朝换代异常频繁，无人对臣子或将领的选择进行指摘。
为何这数百年混乱时期，将领经常倒戈甚至改换门庭，这需要回顾这个乱世时期的社会大环境，甚至追溯到藩镇割据时期来理解。唯一决定武将生存的条件便是实力。在实力决定生存的时代，藩镇之间要想维持生存，甚至壮大，必须依靠武将，必须保持国家的军事体制。
武将从哪里来，除了自身培养招募的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纳敌方的将领。这样可取得两个效果：一是壮大自身力量，削弱对方；二是减少因战争而造成的自身实力下降，防止被更强的藩镇吞并。吸纳将领的手段无非就是收买，包括金钱、官位以及美色。
自然以利益交转换的藩镇将领，也会被对手如法炮制，弑主、叛变、成为了藩镇之间的家常便饭。这里举一例。这里提到扬州节度使高骈因为任用吕用，其手下牙将毕师铎竟派兵袭击扬州节度使高骈，战败后，又勾连外部势力宣歙观察使秦彦，共同进攻自己的首领高骈。个中缘由是作为牙将的毕师铎害怕扬州节度使之职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不顾上下级关系，悍然攻击主将。
这个数百年大混乱的时代，多数国家的建立者是藩镇守将。因此在这段时期，仍然是原有的军国制度，信奉武力，追逐更高的权力，甚至在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多起弑主（父兄）案例。
（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控鹤都指挥使朱友珪弑杀，李存勖死于兴教门之变，原因是手下将领被李嗣源收买。这样的乱局，影响了各国的政治走向，各国在征战中诞生，又在战争中灭亡，各方也在不断的战争中，国日益减少，而后来的统治者也重视武将的忠诚问题。
在我们百姓军里，所有的武将都要忠诚于我。我代表全体老百姓的利益，我引导大家建立一个代表所有老百姓利益的大一统国家。当国家成立以后，所有武将都要忠于国家和老百姓和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因为国家代表全部老百姓的利益。
“在座的不少从黄河和淮河两岸逃荒来的北方移民，”他的声音穿过帐内的水汽，带着不同于这个时代的斩截，“你们见过藩镇兵把百姓的青苗当马草，见过节度使把州县当私产。但今站在这里的‘百姓军’，得是另一副模样。”
他指向帐壁上新画的舆图，墨迹未干的山河间，用朱砂圈出无数个点。“这些是流离失所的百姓，是我们要护的人。可现在乱世如麻，像一盘散沙的麦粒，不拧成绳，只会被藩镇的马蹄碾成泥。”
到这里，他目光扫过诸将和其他官吏，这些人里有前江州军、前虔州军的投降人员，有佃农出身的壮汉，还有被他从瘟疫里救回来的官吏。“所以今日我要重申第一条军规：眼下，你们必须只忠诚于我钟鹏举。”
帐内起了细微的骚动，有人攥紧炼柄——在这个“将兵相疑”的时代，主君要求“只忠诚”，往往意味着猜忌与杀戮。钟鹏举抬手按住骚动，继续道：“不是因为我是命所归，是因为我身后没有世家大族，没有地盘私产。我吃的米，是百姓军分的口粮；我穿的甲，是军械坊里与普通将士同样的明光铠。我代表的，是帐外那六百余万等着有田种、有屋住的老百姓。”
他走到舆图前，用手指划过淮河：“杨吴的兵忠于徐温，吴越的兵忠于钱镠，可他们的主公，会把仓库里的粮食和钱财分给有需要的人吗？会亲自为瘟疫病人煎药送粮吗？”诸将和官吏们沉默了，钟鹏举新政每一项都是为了老百姓。
“但这只是第一步。”钟鹏举的声音陡然拔高，“等我们打下的地盘够大了，等所有流离的人都能回家了，我们要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某个饶，不是某家的，是所有老百姓的。到那时，你们的忠诚，就不再是对我钟鹏举，是对这个国家，对那些在田埂上插秧的农人，对作坊里打铁的匠人，对学堂里念书的娃娃。”
“国家，就是土地连着土地，百姓挨着百姓，谁也不能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私产。到那时，武将听令于国家的章法，文官办事看百姓的生计，谁也不能凭着兵权就占山为王。”
钟鹏举话音未落。有个虔州军校的忍不住问：“节帅，那‘国家’……比皇帝还大吗？”
钟鹏举笑了，阳光在他眼里跳动：“是的，社稷为大君次之。以后只要国家还在，皇帝做得不好，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就换了吧！皇帝也不再是世袭的。皇帝是坐龙椅的，可龙椅底下的砖石，是老百姓垒的。我们的国家，就坐在老百姓的砖石上。它不用龙袍玉玺，用的是每家每户的地契、账本、孩子的课本。你们今日忠于我，是为了将来不用再忠于任何人——只忠于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在那个世界的夏国在五代的末期，统一的因素已经日渐明显，后周太祖郭威已经认识到武夫治国的弊端，开始重用文臣。
952年，郭威平定兖州之乱后，“命端民殿学士颜衍权知州事”，在五代是第一个任命文臣担任知州的。同时，大力选拔任用范质、王溥等文臣担任枢密使和宰相职务。像郭威这样推崇文教，倡导教化的确在五代是一股清流。军事上，也对禁军进行分权，分为殿前军和侍卫马步兵。郭威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在军中以严格的军纪取代了利益交换式的关系，军国体制的模式逐渐走向了末日。
五代十国时期，军国体制的实施背景是唐代安史之乱后引起的军队职业化，以及武夫势力的崛起。在唐代的藩镇割据下，军国体制继续发展，在五代达到了顶峰，而后又在后周一系列的改革下，唯实力为主的军国体制，最终走向了灭亡，并在北宋建立之初，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清除了这种体制对国家的干扰，确定了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传统。可以认为，五代十国到北宋时期，是一个政治上无序到有序的建设过程，这实际是对唐代安史之乱前文人治国传统的回归。
夏国历史三百年一次王朝更替，社会矛盾通过消灭一批老旧地主门阀，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恢复生产，人口增长，社会矛盾缓和。然而并未有哪一次王朝更替真正触及王朝政治体制，而是不断强化皇权。
由此社会活力一步步衰退，从唐朝以后，古代夏国社会全方位落后西方世界。到明清已经远远落后，因为夏国古代社会最后的活力也没了。夏国古代帝王最高的社会理想不过是，让臣民有饭吃饿不死，要顺民不反抗。因此古代夏国历史，是人类精神奴役的登峰造极，数亿人口的华夏，对人类历史进步贡献几乎为零。从这个意义看，守着古代夏国的许多传统糟粕，毫无意义。
匪不扰民，民自安；利不殃民，民自富；对古代帝王的热爱，就是对战死灵魂的侮辱，江山依旧在，无需人来打，不要张口闭口就，江山是你们父辈打下的。
自从盘古开辟地，就有了长江黄河，三山五岳，没有那条河是人造的，没有那座山是人批的，你的父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强盗。
几千年历史，就是20%的狼，奴役80%的羊，无论饼画的多圆，无论嘴的多甜，总结起来也就二十个字：抢下，坐金銮，争财产，生孩子。
老百姓才是江山的主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做皇帝的最基本要求，但远远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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