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川的点拨如同在沈墨脑海中划亮了一根火柴。他不再困守于信访中心那间充斥着文件霉味的办公室，也不再执着于那份暂时无法落地的平台草案。他将王德贵案的卷宗复印了两份，一份留给陈继续在内部系统里尝试挖掘有限的信息，另一份，他带在了身上。
他的第一站，是柳沟村。
他没有通知镇里，也没有让村支书老耿陪同，只凭着卷宗上的地址，找到了王德贵家。低矮的土坯房，院墙有些歪斜，老人正坐在门槛上，就着昏暗的光，修补着一个破旧的箩筐。
看到沈墨，王德贵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更多的还是长久等待磨砺出的麻木。
“沈主任，您……您怎么来了？”他局促地站起身，在身上擦了擦手。
“老人家，我来看看您，再跟您详细聊聊补偿款的事。”沈墨搬了个马扎，坐在老人对面，姿态放松，不像个官员，更像个来串门的晚辈。
他没有急着问补偿款的具体细节，而是先从老饶生活问起，今年的收成如何，吃水方不方便，家里还有什么人。王德贵起初还有些拘谨，但见沈墨问得诚恳，话匣子也慢慢打开了。
“地没了，就指着那点补偿款过日子……三年了，牙缝里省出来的那点积蓄早就见底了。”老人叹了口气，指着院子里堆放的少量玉米，“就这点口粮，还是村里几户关系好的匀给俺的。”
“村里像您这样没拿到补偿款的，还有几户？”沈墨顺势问道。
“当时征了七户的地，都没拿到。”王德贵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老李家，儿子等着钱娶媳妇，现在婚事都黄了；老张家，孙子等着钱上学，差点辍学……唉，都是苦哈哈的人家。”
“那当初征地的时候，是谁来跟你们谈的？条件是怎么的？”沈墨引导着话题。
“是镇里的人和城投公司的一个经理，姓吴。”王德贵回忆着，“得可好了，按标准补偿，半年内肯定到账。我们老实巴交的，觉得政府还能骗人？就按了手印。谁知道……唉！”
“这三年，你们都找过哪些部门？”
“镇里跑了无数趟，开始还催催，后来就直接管不了，让找县里。县里也去了，信访也登了记，就像石子扔进河里，响一声就没了。”老饶声音里带着绝望后的平静，这种平静比激动的控诉更让人心头发沉。
沈墨仔细听着，捕捉着每一个细节。他发现，村民们并非没有努力，而是所有的努力都在一套看似规范实则空洞的流程中被消解了。镇里推县里，县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最终所有的压力和责任，都落回了这些最底层的村民身上。
这就是基层最真实的“痛点”——不是没有渠道，而是渠道失灵；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被架空。
离开王德贵家，沈墨又在村里转了转，看似随意地和几个在村头晒太阳的老人聊了聊。他注意到，村里通往被征用土地的那条土路，有近期被重型车辆碾压过的痕迹，与村民们描述的“征地后项目就停了”的情况似乎不符。
一个放羊的老汉咂巴着旱烟，含糊地提了一嘴：“那地块，荒是荒着，但晚上偶尔有车进去，也不知道干啥……”
这条不起眼的信息，像一根细微的刺，扎进了沈墨的心里。
他带着从柳沟村获取的第一手信息，以及那个关于“夜间车辆”的疑问，回到了县城。他没有回信访中心，而是直接去了许半夏的法律服务站。
他将走访的情况告知许半夏，尤其提到了那个吴经理和夜间车辆的线索。
许半夏听后，眼神一亮：“吴经理？如果我没记错，城投公司项目部确实有个副经理姓吴。至于夜间车辆……”她沉吟片刻，“这或许是个突破口。我们可以尝试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城投公司公布‘北部物流园区（一期）’项目近期的实际运营或维护情况，看他们作何回应。”
她看向沈墨，目光中带着一丝赞许：“沈主任，您这次下沉到村里，找到了问题的‘根’，也摸到了可能的‘线头’。接下来，就是如何顺着这根线头，把那团乱麻扯开了。”
沈墨点点头。他明白，真正的突破口，往往不在文件堆里，而在这些看似琐碎、被官方记录忽略的基层细节之郑
王德贵案，这盘死棋，似乎因为他走出了办公室，而隐约现出了一丝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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