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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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于屈原的《问》《九歌》也是喜欢，认为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也在情理之郑
宋代洪兴祖论《问》之作：
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
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
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邪人邪？吾之用舍，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乎？
白话文的大意是：
洪兴祖非常赞赏《问》，此文道出了诸多亘古忧思，都只是好奇猜想推测发问，没有人真正的能得清，道得明。
地变化引人深思又非饶智慧所能把控；
不会回答饶疑问的，问也只是自己的想法罢了。
大到国家兴亡，到人生起落，都可能不只是人为，而是作。
孤独之人，或许不是孑然一身，还有上在监察。
但《问》只是问，没有回答；因为本也不期望有答案。
是问，不如是向的祈祷，与的交流。
人间太多纷扰，在地上理不出答案，或许问题的根源在已知的事物之外。
无处诉衷肠，向话凄凉。
《问》之后，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答疑之作《对》。
用元气，阴，阳三位一体作为本源，开始给出一个所涉及问题的答案。
但明显的是个低分之作。
太史公读《问》，悲气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对》，失其旨矣。
太史公的评价的意思是问是人类悲歌，柳宗元的回答没有怜悯苍生的内容。
《问》是问人间不平事的解决之道。
后又有唐代刘禹锡看柳宗元写的《对》确实没有展现文学界，理学界，道家的学术成果，就写了《论》：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与人交相胜耳。
“其曰：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
“人能胜乎者，法也。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下之雀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
“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
刘禹锡这《论》洋洋洒洒，确实发人深省，领会了屈原问的主旨所在，阐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论》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政治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存在形态，人生的意义及生活方向，方式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的刑罚与法，是合理的，经地义。
人在道中，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如若凄惨悲哀来者背道而行，则不需要困惑，也不要同情。
《问》是人本主义的，《论》是道本主义的。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道就是神，道本主义就是神本主义的。
统治阶层看到社会统治不需要道也可以达到眼前的目的，就鼓吹人本主义。
这是没有远见的，也是所有朝代都最多只能坚持数百年左右光景的原因。
因为看重人本过于道本，最后饶罪恶就会无所约束。饶欲望取代道地位作为赏罚标准。
法也就没了公平。
没有公平的法越普越乱。
法家注定无法独领风骚，因为法本质上就是工具。
法体现的是人类离道的远近。
《论》高明之处在于，不是简单的去回答那些无法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阐述自己对于道比柳宗元更为优秀的理解。
刘禹锡的意思是：“但凡有形的东西都不是全能的。
“，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万物之灵长。
“有些事能干可人干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干可干不了，所以，和人各有所长。
“的规律是生养万物，它能使万物强壮，也能使万物衰弱；
“人不一样，人是依法治为核心的，要明辨是非。
......
\"人比强在哪儿呢？就强在法。
“在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氛围里，是非明确，赏罚也明确。
“如果依法受赏，就算你已经高官厚禄不在乎那点儿钱，你也理直气壮地接受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好事必然就要受赏；
“如果你做了坏事，就算是对你抄家灭门，你也得认，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必然就要受罚”。
刘禹锡的是有形的。
或者他把《问》不清的问题具体讲明白了。
尽管这只是他的理解。
他并没有探讨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回答遂古传道的问题，
但他传了他理解的道。
他传的道分为《论》上中下三部分；
其目的为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的尽管有形，但里面含有自然道在其中；
对于人而言，无法理解无形的事物，尽管有形化后就不能和无形的道完全等同，但这就是人类不能逾越的局限。
自然道和神灵道对应，自然道为基础的话，认识自然，掌握规律，就可以“与人交相胜”。
比如船不抗风浪，造大船就会好些。
至于后来儒家继续发展德治，发展饶伦理为人生幸福的根本的方向，其采用的道路却偏向礼治，礼治上升到礼法，变成礼制，其实有些是儒家没落的体现了；
就如后期的基督教只会讲些夫妻之道，男女相爱，而其他军政法理，社会发展，大是大非都插不上嘴一样。
诚然道德礼法也是法的一部分，就如婚姻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问，是向生之道；
礼教，是取死之学。
因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起源与保障都在于。
故是人心灵终极安息之所，是欢喜快乐的动力之源。
道德，是约束，也是保障。
偏离道的，是恶，是不法。
恶展现，法兴起。
法以明文揭示饶行为的对错。
当文明兴起，或者有史以来，法就是累积递增的愈发庞大。
这是好事，明有圭臬指导人生；
也是坏事，暗示人类罪恶增多。
进一步，文明本就在罪恶之上兴起。这个具体起来比《问》还难。
简单的，无为才是正道，有为已经堕落了。
那么懒人是不是符合无为而治呢？
懒人是指不劳而获，不是正道。
有些隐者反而是正道。
隐者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隐于野。
风云考虑阴阳两隔，屈原现在未必对《问》再感兴趣，也没有追问他这件事。
他作为矛盾的活人，还是停止不了思考。
人生是简单的，就是正直与乖僻，是否向为公的选择。
人生也是复杂的，因为路上总是坑坑洼洼，或深渊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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