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五分钟后起飞。由于没有专门的座位，我只能和几名同机前往的战士们一起，挤坐在堆满货物的机舱里。
刚开始飞行时，我还感觉良好，当飞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机舱内的气温开始骤然下降，虽然我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可依然被冻得打哆嗦。
同机的战士看来是经常往返这条航线的，他们御寒经验丰富，温度刚降下来不久，他们熟练地从随身携带的大背包里取出了毛毯披上。看到我被冻得连连打喷嚏，一名好心的战士顺手递过一床毯子，友善地：“指挥员同志，我这里还有一床多余的毯子，您先用吧，心别冻坏了。”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从他手中接过了毛毯，披在了身上。幸好有这毯子御寒，我才能在到达列宁格勒的时候，没有被冻感冒。
飞机在机场降落后，后舱打开，我跟着几个战士走下了飞机。看到我下了飞机，马上就有一名少尉军官向我迎面走来。他来到我的面前后，抬手敬了个军礼，礼貌地问道：“指挥员同志，您好！请问您是从莫斯科来的奥夏宁娜少校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尚未佩戴任何军衔的标志的军大衣，然后点点头：“是的，我是奥夏宁娜少校。请问您是来接我的吗？”
少尉出人意料地摇摇头：“少校同志，我是机场的警卫排长伯格金。由于城里正在遭受德军的炮击，来接您的汽车被困在路上了，我是奉命先带您到机场的值班室去休息。”
我跟在伯格金少尉的身后往值班室走的时候，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德军经常对城里进行炮击吗？”
“是的，”少尉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原来德军还对城市进行轰炸，当他们觉得把宝贵的飞机用来轰炸被围困中的城市是一种浪费时，就改用大炮来轰我们了。”
听到少尉这样的时候，我不由地打了个哆嗦，心这里比莫斯科危险多了，今要是在去斯莫尔尼宫的路上被德军的炮弹炸死，那样的死法可真够冤的。
坐在值班室里，正好可以看到刚才的那架飞机。在飞机的四周，停了十来辆卡车，有战士正在往下卸东西。虽然隔得有些远，但我还是能看清楚卸下的是型反坦克炮和重机枪。战士们把飞机上的面粉和白糖全搬上了腾空的卡车后，又把从卡车卸下的武器装进了飞机。
看到这一幕，我的好奇心又起，忍不住又问：“少尉同志，他们在做什么啊？”
站在窗口的少尉头也不回地：“这家飞机是来拉列宁格勒所生产的武器的，由于城里的食品短缺，所以运输机每次也会给我们运来满满一飞机的食品。”
我正想了解更多列宁格勒的情况，少尉突然了一句：“少校同志，接您的车来了。”完便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来接我的是一名中尉和一名司机，当吉姆轿车在值班室外停稳后，中尉从车里出来，跑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少校同志，您好！我是从司令部来的伊万诺夫中尉，是奉命来接您的。”
我抬手还了个礼，随即向他伸出手去，友好地：“您好，中尉同志，谢谢您来接我。”
伊万诺夫和我握手以后，侧着身子做了个请的姿势，：“少校同志，请上车吧。因为德军的炮击，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的时间，再不走的话，到斯莫尔尼宫时就该黑了。”
司机的技术很好，驾驶着吉姆轿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高速行驶，只用了半个时的时间，就到达了斯莫尔尼官的大门口。
斯莫尔尼宫的大门入口罩着巨大的伪装网，虽然还没有黑，但这里的光线却显得很暗。我们在门口下了车，司机把车开走后，我跟在伊万诺夫的身后往大厦里走。
门口执勤的卫兵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对进出人员的检查都异常地严格。种种迹象表明，伊万诺夫和这些卫兵们都很熟悉，但从大门口起他也不得不连续三次向岗哨出示了证件。那些担任警卫的年轻军官们在检查完他的证件后，又反复地仔细核对我的证件，甚至有道岗哨的军官还打电话去有关部门询问我是否有进入斯莫尔尼宫的资格。
伊万诺夫将我送到了大厦门口，停下脚步道：“少校同志，根据权限，我只能送您到这里了，剩下的路程只能您自己走了。”
我冲他伸出手，握了握：“谢谢您，中尉同志。我们后会有期。”
伊万诺夫冲我点点头，敬了个军礼后转身离开。
我走上了二楼，才想起自己压根不知道霍津中将的办公室在哪一层楼。刚才我居然没有想到向伊万诺夫中尉问明这件事，这会儿只好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徘徊，希望能够根据每扇门上挂着的那些姓名牌子找到司令员的办公室。但是，我很快就失望，门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姓名牌子，也许出于保密的原因，那些牌子早就被去掉了，如今的门上面只留下了狭窄的浅色痕迹。我有点犹豫起来，不敢一遇到人就问霍津的办公室在哪里。徘徊了半，我正打算回到楼下的大厅去向那些卫兵打听我所要找的房间号码，一转身就面对面碰到了这时候正从最近的一扇房门里走出来的一名指挥员。
指挥员没有看到正在走廊上徘徊的我，就径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离我越来越远。我鼓足了勇气快步追了上前，同时提高嗓门喊道：“指挥员同志，请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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