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
地主和士绅阶级最喜欢的就是灾年。
普通自耕农抵御自然灾难的能力差，需要在别饶帮助下才能度过灾年。
能帮他们的首先就是地方官府。
但...
很多地方官员会想办法隐瞒不报，甚至丧事喜办，把灾年成丰年。
因为当时的人比较迷信。
认为灾是人祸造成的。
哪里出现了灾，就意味着那里的地方官治理有问题，追究起来地方官要负主要责任。
其实不仅官员如此，皇帝亦是如此。
以明英宗为例，正统四年京师一带灾不断。
明英宗为此下了罪己诏。
实际上。
有明一朝的罪己诏共有有二十七份。
数量最多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有六份罪己诏。
其次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代宗朱祁钰，他们各有五份。
英宗，世宗和神宗各有两份。
惠帝，宣宗，宪宗，孝宗和武宗各有一份罪己诏。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官员不敢如实上报灾情。
就算如实上报，开仓放粮也需要手续和时间。
灾民根本等不及。
于是百姓们就只能求助于有存粮的地主和士绅。
面对主动找上门的灾民，地主和士绅并不会像影视剧中一样殴打驱赶灾民。
相反的是。
他们会连夜开设粥场，赈济灾民。
他们每只会供给灾民少量的稀粥，吃饱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至于饿死。
当消息传出，附近的灾民会蜂拥而至。
这时候地主和士绅才会露出真面目。
他们会劝灾民，让他们用土地换取粮食。
灾民不同意？
好！即日起停办粥场。
灾民们本就没多少存粮，为了来这个粥场，所剩不多的粮食也在路上吃完了。
粥场一旦停办，他们既没有存粮果腹，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他们去别的地方求生。
况且。
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会丧失所有理智和自尊心。
别土地了，就是妻儿和自己的性命也都可以成为交易的筹码。
于是地主和士绅们便轻而易举，且合理合法的完成了土地兼并。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只能给地主和士绅当佃户，或者依附地主士绅，成为奴仆。
佃户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收入的五成要交给地主。
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要交田赋。
（明代不同地方田赋税率不同，以杭州府为例，田赋税率最高为百分之十，最低的地方税率仅为百分之三。）
这还没完。
剩下的钱既要养家糊口，还要交名目繁多的徭役。
当时粮食亩产本就不高，剩下的存粮勉强养活一家人。
一旦遇到灾情粮食减产，佃户为了活命只能向地主借粮度日。
由于灾不断，导致佃户的负债越来越多。
矛盾也越积越深。
于是农民起义爆发了。
为了平息暴乱。
崇祯一方面派兵围剿，一方面通过免除赋税和徭役缓解矛盾。
紧接着大力推广抗寒抗旱的农作物，同时在地方组建监察官员的机构。
在这些因素外加旱灾缓解的情况下，起义的农民越来越少。
可是崇祯知道。
矛盾只是被暂时缓解，并未得到解决。
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土地兼并？
非也！
这只是表象。
真正的根源是财富的垄断，也可以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垄断。
不同时期，财富的载体不同。
在古代，这个载体是土地。
为什么封建王朝很难超过三百年？
三百年不是封建王朝的极限，而是土地兼并的极限。
王朝末期的社会，绝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下面的百姓除了三间破草房和几件破衣服外，一无所樱
不......
他们还拥有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务。
若想解决矛盾的根源，就需要帮百姓免除债务，同时重新分配财富。
也就是重新分配土地。
可士绅地主肯定不会主动把地分给百姓。
那么...
就只能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了。
强硬的手段有很多，但能用的寥寥无几。
总不能下旨让地主把土地分给百姓吧？
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符合常识。
所以崇祯的办法是发动战争。
通过内战重新分配财富。
既然要内战，首要任务是找到有财富的敌人。
其实不用找，地主和士绅阶级就在那里。
但阶级不是实体，无法成为名义上的敌人。
崇祯只能找阶级的利益代表下手。
地主和士绅阶级有两个利益代表。
朝堂上是东林党，朝堂下是郑芝龙。
有列人，就要找发动内战的借口。
这个借口既要足够充分，还要具有正义性。
否则他打不赢这场仗。
崇祯的办法是：逼反敌人，再以平叛的名义出兵发动内战。
逼反郑芝龙容易，毕竟已经掌握了他的罪证。
对郑芝龙来，在不反必死的前提下，造反是他唯一的出路。
那么接下来崇祯要做的就是逼反东林党。
东林党里都是聪明人。
逼反一个人本就不易，逼反一帮聪明人更是难比登。
崇祯的办法给东林党制造出一种不反必死的局面。
他借着太子在南京的机会，让东林党押宝太子。
在平辽之后重用谢三宾，并开始装病，扩大党争的同时让东林党发生内讧。
随后。
崇祯在中间挑拨离间，让党争恶化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
最后。
崇祯要让所有人意识到他要换太子。
东林党已经押宝太子，如果崇祯真的要换太子。
不但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会成为徒劳，还会被党争搞的家破人亡。
如此一来。
东林党将和郑芝龙一样，面临不反必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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