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晴。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有的只是首都陷落，呼吁国人团结抵抗的文章。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是英国记者田伯烈所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蟹，此书要等明年初才开始动笔。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此时应该在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不过同样要到明年才能将胶片偷偷越美国。
《大公报》战地记者刘君扬，如今已彻底跟外界失去联络。这位记者是周赫煊在津招聘的，开设分馆时被调往南京，周赫煊多次让他撤离都不听，以致现在生死不明。
周赫煊坐着私人轮船，强迫自己不去想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内容，绕道朝门前往中央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抵达朝门码头时，正好遇到一艘内迁船只。船上载着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以及赈务委员会的20余名职员，这是第六批内迁重庆的政府机关，国家元首林森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到重庆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以及99%的内迁企业、学校，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
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行政院迁到衡阳。到11月初，他正是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
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至于四川则太偏僻，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
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他单独与林森商讨，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最终做出决议如下：“第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由老蒋临时决定。第三，各部委机关，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贵州各地。”
至于企业和学校，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宜昌两地。
直到明年10月，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
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资本家卢作孚。
早在淞沪会战开打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将24艘船只凿沉于江阴下游，以阻拦日本军舰沿江而上，那时杜月笙还主动提出凿他的轮船。至上海、南京陷落，南京政府又在江西组织第二次沉船，前前后后主动凿沉几十艘江轮。
作为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卢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执行，认为凿船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自绝后路。结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时，其他船运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
宜昌大撤退正值长江枯水期，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以及吨位太大的轮船无法通过三峡。按照当时的运力，那么多物资和人员全部灾重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卢作孚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只用了不到40就把人员运完，物资运出超过三分之二。又过了20，卢作孚把剩下的物资全部运完。
而为了全力抢运物资人员，卢作孚在两个月内损失400万大洋，因为他只收取了少量运费，并且三段航行法耗资极大——沿途征召了近千条木船帮忙。但他却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光是他运走的兵工厂设备，每月就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航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在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只是军队就运送了共计270多万人。
顺便一提，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时，第一条船运走的是300余名战争孤儿。
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赴战场杀敌，但他们为抗战所作的贡献，是难以衡量且必不可少的。
周赫煊也是如此，他在四川开设的工厂，至今已有十二家正式投产，预计未来半年内，还有至少十家工厂能运转起来。这些工厂将为战时的中国，源源不断提供后勤物资，并一定程度的解决民生问题。
周赫煊甚至弄出了一家手榴弹厂，专门制造“七人背”和简易手榴弹，这些“七人背”将卖去广大的敌后战场。
别的不，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购买了大量的简易手榴弹，威力虽不大，却胜在数量众多。
川军实在穷啊，周赫煊当年虽然帮刘湘弄来步枪生产线。但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下，步枪工厂时常停工，生产出的步枪大部分都卖给贵州的军阀赚外快，就这样都还拖欠着川军将士无数军饷。
而随着前后几批政府机关迁来重庆，周赫煊兴建的花园别墅和高档公寓卖得很火。都是大官嘛，必须住得体面一点，花钱再多也是值得的。
现在只是开始，等到明年宜昌大撤退以后，周赫煊的生意才会迎来新的高峰。
至于周赫煊去年投资的油墨油漆厂，此时已经占据四川地区70%以上的市场。在四川民众抵制日货的口号下，几家日本油墨油漆企业销量锐减，若非日货便宜，恐怕就要直接倒闭了。
抗战期间，民族资本家们大打爱国牌，比如香烟就出现了这些品牌：七七、卢沟桥、正气、富强、国防、光复、胜利、强国、武装、醒狮等等。香烟包装往往印着飞机大炮和士兵形象，不知道的还以为卖的是军火。
起来很搞笑，美国虽然持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但美国民间却在1938年底掀起林制日货活动。
这跟胡适等人在美国的宣传有关系，随着美国民众对远东局势认识深入，并知道了日军的残暴（南京大屠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抗战。
美国企业主趁机推波助澜，引导舆论打击日本商品，导致美国民间抵制日货的风潮愈演愈烈。
至1939年春，美国民众正式向议会施压，要求禁止对日本输送物资。这个风潮在1939年6月达到顶峰，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成为美国舆论主流，迫使美国政府在7月份废除美日贸易协定，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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