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属于晋察冀边区，很早就解放了。
到1947年，政府组织的工作队入驻村里，组织村民成立农会，并领导村民进行土地改革，力争实现“耕者有其田”。
首先是根据土地、物资和财富的多寡，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
在土改的时候，土地不再归地主和富农所有，而是由农会接受接收他们的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征收了富农所有的财产的多余的那些，另外村里的公地，也由农会接收，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前提是所有的人自己耕种土地。
我家之前曾经有几亩地，还有那个长长的院子，因此被划分成中农，地没没收一部分，东西也分出去一部分，院子也被分了；因此那个院子里才住了如此多的人家。
这一年，父亲8岁，二叔5岁。
也是这一年，帮忙做饭洗衣的那个人，也不用了，因为日子日渐艰难，而收入有限。
太太不能下地干活，父亲和二叔还，不能耕种，于是太太又把地赁给邻居租种，收取一部分粮食以供温饱。
1948年的时候，村里成立学，太太咬牙把9岁的父亲送去读书，很多人不理解，也有很多人劝解我的太太，让孩子早点回家养活自己，但是太太不同意，估计想到我家那个开私塾的太太爷的影响，曾经到过三里五村，口碑甚好，万一子孙目不识丁，会给祖先丢脸还是别的，不清楚，反正父亲在他同龄人里，文化算高的，他用三年的时间学毕了业。
那一年，1950年，父亲十一岁。
同年，村里和其他地区一样，再次进行土地改革，由分散的单个个体拥有土地、独立耕作到成立互助组，这个是自愿的，可以农忙的时候，相互帮忙；也可以成立固定的互助组，以年为单位一起从事农事劳作。
父亲毕业了，十一岁也算半大人了，于是太太带着父亲、二叔还有那收回来的几亩地，也积极踊跃的参加了互助组，而且是常年互助的那种。
我们那个互助组一共五家，组里有堂爷爷一家，六口人，能参加劳动的有堂爷爷和二堂姑姑，别的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帮忙。
还有住我们院子里后进的堂太爷爷一家，他家人多，八口人，有五个人能劳动，还是很能干的那种；没解放之前，他们家耕种太太家的土地，太太对他们不曾苛待。
第三家是我的奶奶的继妹妹一家，三口人，夫妻俩都能干活，只是有个才一岁的姑娘。
最后一家，是一个跟父亲一起长大的二伯一家，他们家五口人，三个人可以干活，这个二伯也可以帮忙；这个二伯和奶奶的继妹妹的丈夫一家是堂兄弟。
这些人除了堂爷爷一家不住在我们院子外，其他几家都是跟我们一个院子的，而且之前或多或少的都被太太一家帮衬过。所以他们跟我太太组成互助组，是暗地里帮我太太一把，也是可以的。
父亲跟着大家一起耕种土地、夏季共同收拾整理庄稼，秋一起以家为单位按照顺序一起秋收，这样太太他们的粮食收入有了保障。
父亲年纪不大，但是个子很高，肯吃苦，肯学，还聪明，毕业了慢慢学着算数和记账，那些人都很愿意跟父亲一起干活。
也是在这一年，二叔开启了他的读书生涯。
到1953年，政府根据国家及农村发展规划需要，开始鼓励农民加入初级社，可以把土地、牛马驴等牲畜、还有各种农具折价入社，由社统一管理、分配使用，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然后根据入社的土地、牲畜、农具以及社员付出的劳动领取粮食等生活用品。
太太看到互助组里的人家都同意入社，自家除了有几亩地之外，啥都没有，不入社，基本的活着都会成为问题，因此也只能将土地上交入了社，父亲作为家里的唯一的能劳作的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到年底再领取粮食等物品。
加入合作社后，土地合并到一起，劳动的人更多了，分工更明细，合作也更紧密，大家一起努力，共同付出劳动，共享劳动成果。
（现在想想，很美好，不知道当年的人是如何想的。）
合作社可以统一规划和分配土地种植区域和种类，还可以统一组织和管理人员，进行合理分工和分配，从而超过自己一家一户单独种植的收入，尤其对太太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劳力的人来。
太太就这样，带着父亲、二叔生活在这个寂寂无名却又养了众多人口的村子里。
日子慢慢的过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955年，父亲已经16岁、二叔13岁的时候，太太去世了。
日子如流水，那是指我们经过之后再回头恍然惊觉是如此快速，但是真正熬过日子的人才知道，日子到底有多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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