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红姐她们进入宿舍的，是两个女人，又高又胖，看起来凶巴巴的。
两个女人撕开她们手上的透明胶布，其中一个道：
“铺位有多余的，你们自己选铺位，不准大吵大闹，要是有事，可以拍门叫外面的看守！”
看守？
这不等于是坐牢吗？
想想也对，等着被拆零件的人，难道还要让你去逛大街吗？
管吃管住，只要遇到买主，配型成功后，立马拉去把零件拆了。
至于怎么处理被拆掉零件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那两个跟红姐和大咪一起来的女孩看到面前的场景，居然还抱着被安排去上班的幻想，
其中一个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带红姐她们进来的其中一个女人笑了笑，“等着吧，很快的。”
完，和同伴一起离开了宿舍，把铁门一锁就走了。
红姐转身一看，那铁门跟监狱里的差不多，非常坚固，而且门上还有个窗口，用来查看室内情况的。
同红姐和大咪一起来的那两个女孩相互对望一眼，再看看坚固的铁门和加装了钢条的窗户，都绝望了。
再看已经住在宿舍里的那几个女的，一个个都不话，傻呆呆的看着新来的这四个同类。
红姐当起了大姐大，对一起来的那两个女孩用英文道：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大家先选好自己的铺位，住下来再。”
那两个女孩纳闷的看着红姐。
这位漂亮的大姐一路上都没怎么话，即便是两句，也听不懂她在什么，
现在怎么就开朗起来了，而且她英文得还不错哦。
“你好，怎么称呼你？”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红姐回答道：“我叫赵红。”
又指了一下身边的大咪，“她是我表妹，叫李霞。”
“我叫卡姆拉，她叫普什帕，我们是好朋友，闺蜜！”那个跟红姐打招呼的女孩道，语气还比较友善。
红姐看着她们问道：“你们是竺人吗？”
“是的。”两人一起道。
“怎么会来米国呢？”红姐又问。
卡姆拉道：“我男朋友欺负我闺蜜，被我回家看见了，我就拿棒子打那王鞍的头，结果打得太重，就把人打死了......”
哎呀我去，能不能有个新鲜一点的理由啊？总是这个！
见红姐不太相信的样子，卡姆拉又：“是真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偷渡到这边来了。”
红姐当然不想太认真，看向那几个已经住在宿舍里的女人，和蔼的问道：
“你们呢？你们叫什么名字？都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记者就是记者啊，一到目的地就开始问长问短，巴不得跟所有人成为好朋友。
既然大家都是同样被关进这里面来的，有了同样的遭遇，而且看红姐的样子又比较和善，那五个女人就立即回答了红姐的问题。
原来这五个人中，有一个华人，两个马来人，一个越国人，一个印尼人，都是被招工骗来的。
这让红姐有些失望。
她们当中没有徐潇潇也就算了，毕竟那是钢琴大师，长相又出众，属于鹤立鸡群的人物，一进来红姐就知道这里面没有她。
可是曾家姐妹也没有，这就让红姐有些失望了。
在被拿掉眼罩的那一刻，红姐最希望看到的，其实不是徐潇潇，也不是曾家姐妹，
而是跟自己一起来米国，并在自己手下做姐的阿香，以及她的同伴燕子。
看来这里面一个自己的目标人物都没樱
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几间宿舍？”红姐问那些已经住在里面的女人。
“好几间呢。”那个华人女孩用中文道，“这是二楼，都是宿舍，四间男生宿舍，四间女生宿舍。”
红姐转身打开铁门窗口一看，还真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对面的两间宿舍，也是一样的铁门，一样的有个窗口。
红姐回头问那个华人女孩：“全都住满了人吗？”
“没有，住了三分之二吧，女生比男生要多些。”华人女孩回答道。
红姐扫视了一下宿舍里，“一间宿舍有十二个铺位，八间宿舍......九十六个人，三分之二......也就是，这里面关了六十来个人，对吧？”
“差不多哦。”华人女孩回答道。
大咪一直没话，看着红姐跟那些女人们交流。
认识红姐好几年了，她也知道红姐以前在国内是个记者。
这些年来，红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都是一副妈妈桑或者知心大姐的形象。
现在，大咪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红姐。
此时要是拿个本子和一支笔给红姐，让她一边问一边记，还真是个十足的记者形象。
恐怕在这个宇宙里，红姐是最像记者的妈妈桑了，也是最像妈妈桑的记者。
妈妈桑，记者，红姐有着双重身份，两者之间相去甚远，生活原本就是这么扯蛋。
这让大咪想起了那些去夜场里找乐子的教授、专家、大师，一个个道貌岸然的，
可他们既是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又是风流甚至下流龌龊的大流氓。
人跟人，很多时候是一样一样的，所谓的高尚和低俗之间，有时候相差太大。
不过，红姐是被生活压迫的，而那些家伙是主动自愿的，这还是有区别的。
“有一个瓜子脸，丹凤眼，短头发的女人吗？”红姐问的是阿香。
华人女孩笑了一下，“有啊，好几个呢。”
红姐不想问得太细，那样会被怀疑的，只好又问：“有特别漂亮又很有气质的吗？”
这回问的是徐潇潇。
红姐在电视和报刊上见过钢琴家徐潇潇，“特别漂亮”，“很有气质”是徐大师的两大特点。
“有，有个好像会弹钢琴的，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华人女孩道。
红姐心里暗喜，明徐潇潇就关在这里面，而且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她会弹钢琴？”红姐问道。
华人女孩又笑了笑，“有一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她在桌面上敲打手指，
“看她那手型和动作，我就知道她是弹钢琴的，因为我以前也学过几年钢琴。”
红姐以微笑的方式谢谢了华人女孩，又看了看其他四个已经住在这里的女人。
从她们的脸上，红姐看不到过多的悲伤和忧虑。
按理，一个人要是等着被嘎腰子拆零件，肯定会跟死刑犯一样的痛苦。
死亡是令人恐惧的，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那种感觉更加令人恐惧。
可是，她们的脸上看不到那种恐惧，就像真的被关进号子里的普通犯人一样，
虽然不阳光，但也不怎么黯然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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