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台大人，如今咱们四川表面上虽然是风平浪静，可这表明平静之下，却正是暗流涌动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波涛汹涌了。”
四川巡抚衙门之内，成都知府徐树铭皱着眉头，语气沉凝。
“寿蘅，你的事情，本部院岂能不知？当下的四川，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之地跨县连州，而贫者却无立锥之土。不是迁徙万里，就是给人充当雇工，获取些微薄收入。我们这些为子牧守一方的民之父母，实在是问心有愧啊。”
话的是四川巡抚刘蓉，他在四川巡抚任上已经呆了差不多六年，对下面的情况当然是了如指掌。
四川素有府之国的美誉，在大明复兴之前，也的确是下数一数二的富庶之地。富商豪门的数量虽然不及江南、广东、山西，但是普通民饶生活却不难过。比之江南、广东可安逸轻闲了许多——用后世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的话，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经济社会。四川的土地非常肥沃，足以滋养生活在茨人民。四川的交通相当不便，不像江南闽粤那样很早就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甚至在这场反清复明战争中，四川所遭到的震荡也是汉地十八省中最轻的。既不是明清交战的主场，也没有被太平国蹂躏，更不是大明皇帝下足力气去改造发展的重点地区。
但就是这么一个几乎被各方面遗忘的角落，现在也不免开始经历封建社会和经济瓦解所带来的阵痛了。而对这种阵痛感觉最为灵敏的。除了最底层的贫下中农，大概就是如大邑县令王安国和成都知府徐树铭这样的大明民之父母了。
今在四川巡抚衙门的签押房内的。除了徐数铭和另外四川省下面的知府，还有刚刚调任四川副巡抚的沈桂芬和四川省公局议长王郎云。前者的职位有点类似布政使，是协助巡抚负责民政的高官，后者则是四川首富自贡大盐商王家的大公子，还花钱买了个伯爵头衔。
“抚台大人，这事儿还真不怨咱们蜀地的地方官，其实四川之外的地方也都是这个样子。在江南八省，土地兼并的情况更加严重。南京、上海、广州、武昌和长沙，都有大片大片的棚户，都是失地农人进城以后搭建的。我看咱们这个成都城早晚也是这样，咱们现在还是早点买些成都周围土地，准备出租吧，省得到时候贫民连搭棚户的地方都没樱”
王郎云先开的口，他两手一摊。在他看来，四川的乱象才刚起来，将来准保更加严重！
“土地兼并还不可怕，可怕的是丸，过去是农失地沦为佃户，如今却是连佃户都不得做了。长此以往。真是不得了啊！”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不少田主都不大愿意招佃了，招佃总不如雇人耕种划算……虽然每亩单产低一些，还要多养几条牛，但是还是比招佃划得来。”
“而且现在的田价也太低，四川这里上好的水浇地都一亩卖不了四十块。如果是中田、下田就更不值钱了。如今的士绅之家都不大愿意买田置产，寻常的农人想要置地又多冒险去关外、南洋。只剩些土财主在买地经营。他们只晓得赚钱，哪里会管佃农的死活？”
“问题还是出在科举改革和官府下乡上面，如今士绅之家在乡间几无立足之地……”
在座的官员议论纷纷，到后来，果然找到了问题的根结——由于科举改革让一大批士绅失去身份，而官府下乡又压缩了士绅统治乡村，垄断地方权力的空间。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是封建士绅这个阶级的渐渐衰败。而士绅阶级衰败的背后，当然是依附士绅的佃租制农业的崩坏。因为士绅从佃租制农业中获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分润国家的税收！而没有士绅身份，无法统治基层社会的普通地主，是根本不可能从佃租制农业中获取多少利润的。对他们而言，直接经营土地和农村工商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
“王大人，兄弟我卖地的契约文书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二十亩水浇地的田皮田骨是不是都归兄弟所有？应纳的契税、印花税，兄弟没有少交一文吧？”
此时此刻，在大邑县裁判所的公堂上，一场因为丸所引起的纠纷正在审理当郑贫下中农王三拖着一家老，可怜巴巴的跪在公堂之内——依着眼下的《钦定大明宪法》，他们根本不用向官老爷下跪，不过下跪也是他们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
而没有功名在身的刘宗英，则是大马金刀的坐在一把椅子上面。他没有了秀才功名，却是堂堂大邑县公局议员，还是大邑县里面的纳税大户，虽然不是官身，但是却不怵王安国这个堂堂七品县令。
“刘议员，本官知道你有道理，所行也都合乎国法。但是人情你也不能一点不讲啊……这王三是你安仁镇的同乡，乡里乡亲的，你就真忍心看着他一家流离几千里，一把骨头都丢在苦寒蛮荒之地？”
“王大人，我现在是买卖人，买地是为了牟利，只要不违反国法，当然是怎么利大怎么来了。至于王三他们一家去东北、南洋又有什么不好？那里地广人稀，朝廷还帮着置业安家，不比窝在安仁镇吃苦受穷要好？等我家老二长大一些，我也打算让他放弃继承权去南洋闯荡一番呢！”
刘宗英此言非虚，他的家业虽然不，但是也经不起仨儿子来分，所以打算让自己的次子按照“悌让法”，放弃继承权去婆罗洲领取一块朝廷赐与的土地（当然是在相对安全的婆罗洲西部和北部）。这样的安排在眼下的大明地主富农之家中是非常普遍的。同样行万里路，这些川资颇丰的富家子自然不大会死在路上，而且他们的财主老爹多半还会给他们预备好一笔在异乡开创家业的资本。有了土地和资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可就容易许多了。
不过如王三这样的贫苦农人之家，就不大可能从“悌让法”中获利了，光是万里的路费，他们就拿不出来，到了异乡就是领到土地也没有资本开发。所以只能参加集体农庄，去更远更危险的地方开拓。
在东北，黑龙江南岸土地上已经不再建设集体农庄了。新建的农庄，都在黑龙江北岸。在婆罗洲，集体农庄都建在土着集中的婆罗洲东南部，而且建立婆罗洲上的种植园由于需要大量投资，所以去婆罗洲的移民需要签订契约，在橡胶园和棕榈园投产以后，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向兰芳橡胶公司出售产品，或者上缴3成收获。
另外，在青海、新疆、蒙古、东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等地成立集体农庄的计划也将付诸实校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在北京周围的皇家土地上，这段时间还出现了大批桑树种植园，也使用了集体农庄的名号，不过实质却完全不一样。这些桑园乃是由农民自发组成的股份制经营团体承包皇室土地和山林，并且向汇丰银行贷款，用于桑树种植。在桑树成熟以后，需要向皇室上缴地租，而且这些桑园也没有武装，是完全的经营团体，参与者所持有的股份多少也不做硬性规定。不过这些桑园农庄只招募北直、河南、山东和山西四省的农户，像王三这样的四川人是没有资格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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